作为近代中国“公车上书”的主角，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研究具有永恒的价值。今秋，关于他在海外华侨社会活动的重要信札资料将亮相于北京匡时，能够填补康有为、华侨史研究的重要空白。

这些信札信息量大、内容交代纷杂，具有宏大复杂的时代背景，对揭开康有为在海外活动以及其时华侨史的冰山一角有不言而喻的作用。康有为作为历史主角，文玩，与国家政要、教育界、文化界人士的交流，目前面世的信函与对话只有零星，难得一窥全貌；而康有为海外活动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同样也是华侨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康有为致梁启勋信札一通

2纸4面 22×27.5×2

1908年闰月31日

琼彩楼案是一宗研究得比较多的康有为海外经商案例，因其反映其时保皇会内部财务制度尤其是康有为对保皇会的财务管理水平的典型性，前人对琼彩楼债务案研究已颇多，然而当中仍有疑团留待未解。导致康门公开分裂的两桩公案之一——“琼彩楼案”因固于资料，似尚未作公开研讨。这家名为“琼彩”的酒楼是康有为本着筹集资助留学生经费的初心，委任谭良负责经营，艾以期赢利。然而从决策到筹办，过程十分仓促，在前期启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开张的芝加哥琼彩酒楼，不得不东借西凑，从而埋下造成财务混乱的隐患。琼彩楼要在资金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张，唯一的出路是招股集资，实际结果是入股者寥且股银少。

在康有为看来，文玩，为了保皇会的前途，只有行使他调动保皇会资金的特权，由于事前并未商定各笔拨款性质如何，以致数目混乱，相互拖欠，终于爆发了康、谭之间关于琼彩楼债务的纠纷。1908年底至翌年初，琼彩楼内部混乱情况和康、谭的争执逐渐公开化，他们相互指责与自辩，至纯天珠，康在信中直呼谭良为“谭贼”：“谭贼盗据公款数万，牵累大局。”“谭良盗国事报股数百，经换士多利全埠所改良，又欺薛锦琴。为彼做工支，工办而在我处支款数百。经薛函致。此其猥琐之盗，真不可言也。可布告之。”结果事情越闹越大，酒楼难以经营下去，谭良公开的康有为信札被印发保皇会各埠。因催款不至与地价下跌，经营者（谭良等）争权内讧，已显露亏空之兆。康心力交瘁，因此大病数月。在1908年闰月31日致梁启勋的信中，诉苦道：“吾去春为此事病数月。”由于当事人说法不一，囿于资料的有限，琼彩楼被认为是一桩悬案，然而它揭开了保皇会的内部运营以及与当时的华侨社会思想的真实一面。

保皇会的财务运作分为两块，一是通过招股后投资项目而产生，二是收缴各埠入会费、月捐、日常开支而产生。其中，华侨对保皇会的捐助归在后一块。在康有为主掌下的保皇会中，财务与投资是荣损与共的关系；而投资经商又与保皇会的政治前途捆绑在一起，康有为寄望于招股投资，为保皇会寻找更多的经费，扩大其发展的基础。康有为所发动的社会变革以及教育创办，主要是依靠财力支持，由于经济情况不好，供养学生的政策紧缩，只能供少数学员的学费。

康有为出身中国传统家庭，到了海外，仍然秉承中国的“家族主义”理财与投资观念，把保皇会当做大家庭，自己即是大家长。琼彩案与振华案一出，华侨民众的政治热情转向孙中山的革命党，因为大部分华侨并不宽裕，异乡谋生所得甚微，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只要自己的祖国能够富强起来，消除亡国灭种的威胁与民族歧视，他们就支持哪种政党。信札中历数琼彩楼债务明细，例举谭良在经营方面的职权滥用，很多都鲜见于今人著述；从措辞与语境读来，康有为当时的焦虑与思路都明晰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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