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学术文化大师，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他对法理学、宪法学、法史学、行政法学都有过系统的研究，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法学著述。不仅如此，在他十多年的政治活动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推动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在北京匡时在秋拍上鼎力推出的“梁启超”重要档案的信札中，有21通都与北洋政府时期专门的司法人才养成机构——司法储才馆有关。从创立到发展，从教学到筹款：在司法储才馆的筹备发展过程中，文玩，梁启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梁启超晚年的生活中，司法储才馆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名称：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一通
数量：4（纸）
时间：约1927年6月23日
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司法受到极大的打击，其依附性更加突出。北洋军阀时期，军阀割据的形势造成司法依附于军阀或军队的不利局面。在很多地方司法官如果不听命于军阀，表现出依法审判的独立性格，就有可能遭到打击迫害，甚至生命安全都会到威胁。司法独立更是无从谈起。时任“司法储才馆”馆长的梁启超先生在提及“司法独立”的问题时，强调“将来怎样能表现司法尊严？怎样能够为司法界放光彩？在司法界人，当受压迫厉害或者过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责任所在，为保全司法权起见，什麼都可以牺牲，这不是靠一人力量，是要靠大家有团结一致精神的。” 司法储才馆是在先生这样的愿景下诞生的。
在1926年在北戴河养病期期间，梁启超便被确定为负责储才馆的事情。在相关的信件中有王亮俦和罗均任催促梁启超回京的记载，回京后，两人又专门拜访了梁启超进行商量。梁启超稍作考虑之后便答应，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因素，，便先让林宰平以学长兼教务长的身份代替自己全权办理，并聘梁启勋为总务长兼会计，自己主要是负责职员的聘任。此后，司法部长罗文干按照司法储才馆章程正式聘请梁启超任馆长。
在1926年9月14日、17日，10月14日的信件中，梁启超和自己的亲友都谈及储才馆，并表示自己将为储才馆的创立和发展尽心尽责。12月9日，梁启超又和林宰平在通信中商讨储才馆招生考试和开学的事宜。在１９２７年初，他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谈到委托司法部的老司长林宰平代为办理，并邀余绍宋担任学长总管教务的事情，当时的梁启超因大病初愈且同时在清华任教，又有京师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实在应付不过来，但是储才馆又是他心心念念记挂的要事，“顷拟一公电，谅弟志必赞成，请持示宰平（林志钧）、越园（余绍宋）一商（能并示博生尤妙，但以速发为佳）。若无甚反对（请两公对于文字代为斟酌），即送钧任代发之。”
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梁令娴的信中提到自己因为储才馆和学校的事情很繁忙，但身体已经康复，故不是很累。1月11日，余绍宋致信梁启超报告筹备情况和开学典礼及之后的事情安排。17日开学典礼，梁启超发表讲话，文玩，阐述了储才馆的使命，“收回法权为目前最重要之事，虑无不知者。既欲收回，则须预备。前清以来，颇有筹备，惟中经时局变迁，时作时辍，应再更进一步，以期促成，本馆之设正为此故。”
储才馆开学之后，梁启超也在馆内承担人生哲学的课程，并有专门接见学生的时间，虽对学生的英语基础差表示担心，但总体还是很满意。
北伐战争的发展对于北方时局影响越来越大。梁启超也感觉自己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离开北京去天津。6月1日，梁启超与余绍宋通信表示要商量储才馆的事情。同月，张作霖直系军阀控制北京，准备于南方政权对抗。新组建的内阁由姚震担任司法总长，姚震上任后，储才馆制定了新的章程，“新章姚（姚震）已寄到，荒唐已极”，内容涉及很多限制，并有裁撤经费的条款，“削除奖学金”、“收学费”，剥夺了馆长很多权力，“馆长聘教员及任用事务员皆须经司法总长同意等等要之”。这时，梁启超已因时局和新章程坚定了辞职的决心：“此章如行，则馆长除吃饭、睡觉外，无复自由权，而学生必至不复有一人也。”他在23日写给弟弟的另一封信中表示了遗憾与痛心，“据现在形势，不惟不能办至毕业，再办足一学期，恐亦不易。”学生是梁启超最为珍视的对象，“先无以对学员。”
梁启超在在储才馆两年多的历史上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无论是从储才馆的筹备创立，资金筹集，人员选拔，章程制定，学生录取教育，梁启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中国近代司法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走向近代的法制化做出了努力。
司法储才馆的历史，以及20世纪初中国人的司法统一之梦，今人早已遗忘或不知前人的辛苦，然而这位曾经试图以挽救时局为目的宣扬践行 “法治主义”的伟人并不应该被历史湮没。由古知今，这一批字字精义的信文，无一不凝聚了梁任公的思慧菁华与他的殷殷期盼，他对于司法独立的呼吁和推动司法改革的方案，是制约强权和军阀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推进法制现代化的最强音，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