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一时无两的著名报人，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现象。信札很好的侧写了梁启超在新闻出版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创造报刊新文体，推动政论写作的发展；写出了一批堪称中国史上重要文献的文章，形成自己的报刊思想；开政治家办报先河，提高报人的社会地位，是唯一将中国近代政治报纸发展到顶峰的人物。
于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时报》初办时所登论说，多是梁启超从日本横滨寄稿。康门弟子狄葆贤和罗普分任该报经理和主笔，该报在评论、编辑、出版新闻业务方面大胆革新，至纯天珠，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当时因“日俄战争”未能成行的梁启超，匿居在上海虹口日本旅馆“虎之家”三楼上，与狄楚青、罗孝高筹划开办《时报》各事。1904年3月3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陈述自己的见闻，“香港《商报》现已销二千份，文玩，压过《中国报》 ，亦意外也。” 有保皇会“总机关”之称的《商报》创刊于香港，而《中国日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著名报刊之一。
大约三周之后，梁启超又写信给梁启勋述及这一年来《时报》和《商报》的成功。《时报》已是当时上海第二畅销之刊物，“《时报》 一日千里最为快意，现每日总添数十份，现已实销至七千二百余份，在上海为第二把交椅矣（《新闻报》 第一）。”而《商报》已在香港占第一家位置。因为该报舆论革新，招来的烦难不少，“德国领事最可恶，其心殆，欲尽封禁我国报纸，而尤切齿于《时报》；时任前敌营务处总理的周馥“亦恨《时报》入骨（因骂之）。”畅销得令同行嫉妒，“《新闻报》亦妒我…一则妒我之进步，二则因铁路档案恨我。”种种纷杂在任公妙笔之下，信札涵括的信息量极大：维新运动与第一次国人办报热潮的出现；维新派的其他著名报刊与报人；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与报刊思想；当权者对新闻事业的摧残等等。
梁启超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著名报人”是其身份之一，与新闻分不开的出版史在信中同样有体现。1898年，维新派成立的广智书局翻译了很多国外的开明书籍，梁启超与梁启勋同为译员。广智书局所译的《近世社会主义》是我国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学说的第一部著作，梁启超是书局股东之一，他对于书局的经营很是关心，“广智近由擎一主持，，条理秩然，以后可无虑。惟前此借款太巨，今难猝还耳。”信中陈列的出入帐极其清楚，大约可估摸出当时经营一家出版公司的开支所费几何，广智书局当时的经理人如何分配工作云云，对研究民国出版业具有非常有效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