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的丘陵南坡上，相传唐代一将军东征高丽时在此地得宝马，故而得名，亦称“报马城”。遗址中心区海拔707米。该城在民国十七年所修《安图县志》中已有著录，1978年吉林省考古队在宝马城普查时发现一些指压纹瓦片和兽面瓦当，从而推定该城为渤海始建，辽金沿用。以往学术界普遍视宝马城为渤海朝贡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有学者将其比定为渤海中京显德府下辖的兴州。为把握宝马城的年代、性质、建筑形制与布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4—201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4个年度的勘探与发掘，至纯天珠，累计发掘面积3498平米，勘探188000平米，共出土各类遗物超过五千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神庙故址。2017年度实际发掘面积562平米，揭露了城内回廊外东南侧的建筑基址（编号JZ4）、南门与院墙东南转角。

JZ4方向以长轴测算为北偏东5°，与神庙内其他建筑方向相同。台基坡地起建，夯土筑成，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9米，东西宽约为12.8米。其上建筑的墙体平均厚度约1.1米，使用条砖错缝垒砌，外整内碎，以北墙保存较好。墙内础石仅两处缺失，均为砂岩材质，表面錾刻向心状沟纹，除门础外，均为暗础。建筑柱网结构较为复杂，础石不少为方形石底座上承托圆柱形础石的复合型础石，有的仅存方形底座。若以其作为结构性础石来推断，那么该建筑似面阔、进深各三间。室内地面以方砖错缝铺设，现均已碎裂，大部可见火焚痕迹，北墙下地面以条砖填充空隙。

室内南侧中部有一低于室内地平的长方形操作间，四周砖砌包边，东西长225㎝，南北长204㎝，深约20㎝，内有大量木炭、红烧土和较多白灰。圆形灶台位于操作间东部，烟道自灶台伸出后分成四条，紧贴建筑南墙东段延伸，于东南角转向北行，高度渐次抬升成火炕，又穿过北墙并汇聚成一条延伸至北墙外与烟囱相连。大门开于西墙中部，门前设置“三瓣蝉翅”慢道。

墙外四周台明宽度不等，基本做法是两到三排方砖外侧铺设一排横铺条砖包边，东侧和北侧发现用两块条砖拼合成方砖使用的情况。散水的做法为一排平铺方砖外立砌两道牙子砖。室外东部发现一条走向与台基平行的排水沟，文玩，与城墙东南转角处的南北向排水沟相连。发掘区内长约17.9米，平均宽度30—40㎝，深约25㎝。

南门辟于南墙正中，宽约7.7米，两侧墙体保存较好，平地夯筑，致密坚硬，断面呈梯形，无包含物，未见夯层和修补迹象。现存的东侧墙基底宽2.7米，顶宽1.3米，平均残高约0.4米；西侧墙基底宽2.6米，顶宽1.4米，平均残高约0.35米。东侧墙体外围底部有两排砌砖，多已碎裂，或为墙体护坡。南门底部中间位置发现一线性铺砖遗迹，破坏严重，略呈东北-西南走向，南北长约8.05米，宽约0.96米，深约20厘米，与南墙外排水沟相连，似为城内排水沟的一部分。此外，南门口还发现一些遗迹现象，但受制于天气原因，未能全部清理完。

院墙东南转角发掘区确认了残存的南墙与东墙的位置，墙体做法相同。转角内侧发现两条排水沟，一条为西北—东南走向，长度约206厘米，宽度56厘米~66厘米，深度19厘米~25厘米，与南墙间有一梯形土护坡；一条为东北—西南走向，长度约186厘米，宽约68厘米，深度约为20厘米~26厘米，与东墙间亦有土护坡。两条沟在涵洞北侧汇聚，经砖砌涵洞从南墙底部穿过。涵洞整体北高南低，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开口处宽度约26厘米，中部宽度约32厘米，出口处宽度约28厘米，发掘区内的部分长逾3米。涵洞以河卵石铺底，至纯天珠，两侧立砌大条砖，外以护石加固（东墙内侧尚可见两列），以多层条砖平铺盖顶。涵洞出口处，水道两侧还可见较多长条砖平铺，或为防止漫水之用。

本年度出土遗物以滴水、瓦当为代表的建筑构件占大宗。瓦当均饰高浮雕兽面纹，滴水纹样包括戳点纹、花瓣纹、叶脉纹等多种类型，还发现陶质兽头、陶质凤鸟等制作精美、保存较完整的建筑构件，大量铁钉以及少量陶片、瓷片、铁器、青铜饰件等。JZ4火炕铺砖面上发现五枚北宋铜钱，延续时间近百年，或为压炕之用。台基东南角外还发现疑似玉册残块一件，但与上一年度出土的玉册相比，宽度与厚度均有所逊色。

2017年度发掘结束后，除水井与城外窑址外，我们已经大体完成了对城内主要建筑要素的发掘，掌握了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也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近年来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其选址经过精心考量，占有区域内最为高敞的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好时，从宝马城南眺，长白山主峰尽入眼底，优越的视廊无与伦比，体现了其超然的地位。宝马城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它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对了解当时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研究金王朝关于东北边疆的经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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