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永年 张祖翼藏拓片专场是北京长风2011秋拍暨五周年庆典拍卖首次推出的特色专场之一。在目前艺术品市场中，众多藏家已经把碑拓定为慢热型且极具收藏投资空间的重要门类。

随着近年中国国力的增强，许多长期流传于海外的中国艺术珍品渐渐回流本土。七十多件流传于日本书法界百年有余的珍贵碑帖拓片重现于我们面前，这些拓片全部出自清末文人张祖翼旧藏。在邻近拍卖之际，特发此文，来同大家分享这些弥足珍贵的精品，以飨读者。

拓片碑帖的价值——碑帖拓片与中国千年文明史一脉相传

碑帖拓片，至纯天珠，是一种具有文化历史内涵，又兼具艺术品位和高超拓印技术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品。

中国的石刻文字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秦始皇以“封禅之仪”拜天，在泰山、嶧山等地立碑颂德。西汉中晚期开始出现真正意义的碑，东汉进入碑的全盛时期。为了正定文字，儒教经典也刻于石碑，如汉“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唐太宗“开成石经”、清乾隆“十三经”等。唐太宗开行书入碑之先河。随后，二王等历代名家书体入碑在各地开花结果。“碑”主要形式有刻石、墓碑、墓志铭、画像石、摩崖、造像记和塔铭等。最有影响的古代名碑有《石鼓文》、《泰山石刻》、《嶧山石刻》、《石门颂》、《曹全碑》、《始平公造像记》、《怀仁集王圣教序》、《多宝塔感应碑》等。

与版画艺术相同，拓片经过对于石碑拓印而成，拓片的拓印年代越早，对于原作石碑的忠实度就越高。其中，由于自然风化或人为的破坏，许多原作石碑早已损坏或者亡佚，那些属于珍品的早期初拓碑帖早已等同于真迹，再加上名人雅士的代代相传、流传有序，每张拓片每本碑帖经过书法家以及藏家的珍藏，其背后更是融入了许多历史典故，更增加了这些拓片碑帖原有的艺术价值。拓片碑帖的制作年代、历代名碑的典故以及流传有序是我们鉴定拓片碑帖的三大要素。

历代碑帖拓片的价值完全不亚于书画。据历史记载：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学者罗振玉将其珍藏的宋拓孤本《沈传师罗池庙碑》拍卖时价位高达6000元银洋，宋拓本《三段碑》为2000元银洋，而同时期拍卖的明唐伯虎的《品茶图》为650元银洋，明董其昌的《仿董巨然山水卷》为340元银洋，可见碑帖拓片在古玩中的地位。

拓片碑帖成为张祖翼与清末文人、日中文化交流纽带，拓片碑帖历来成为文人书家所寻觅的珍品。

据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记载，清末民初，汪洵、高邕、吴昌硕以及隶书大家张祖翼被称之为“清末四大家”，在当时享有盛誉。再因张祖翼对于汉碑的精通，被业界广为称道。

张祖翼，出生于道光29年（1849年），文玩，卒于民国（1917年）。享年69岁。原籍安徽省桐城县。字：逖先，号：磊盦。是康熙朝代总领编辑古书《渊鑑类函》四百五十卷的礼部尚书、张英的后代。在同治时期拔贡生，历任知府，后成为端方的幕僚。晚年生活于上海，以卖字画为生。

据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讲到，“张祖翼与吴昌硕皆精于书法，并酷爱金石。”从吴昌硕专门为张祖翼的镌刻的印章，章的侧款刻有“逖先法家 吴俊”。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两位清末文人的交流经历。

在杨逸的《海上墨林》卷三中，对于张祖翼的记载有：“善于篆书，尤其精于汉隶”。另据叶铭的《广印人传》卷七中说道：“其幼年即喜欢学习篆隶金石。篆以石鼓、钟鼎为宗，隶以汉碑为样本。刻印以邓石如为师。”从先人对张祖翼书法的评价可以发现，首推其汉隶。再从民国初期的楹联集中刊载的张祖翼的作品全部是隶书，现存其遗作中也十有八九也是以隶书为主。从张祖翼的书法风格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汉唐碑帖对其深远的影响。

张祖翼在成为端方幕僚之前，曾去东瀛扶桑等海外游历。说到与东瀛的渊源，与张祖翼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金石学者是杨守敬（1839年—1915年）。杨守敬以研究碑学、六朝书、篆隶，闻名中外。光绪五年（1879年），杨守敬作为清朝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赴日本。随驻日使团到达日本后，随身带去了汉、魏、六朝、隋、唐的碑帖拓片一万数千册张，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成为稀奇珍宝。在日期间，跟日本文人有密切来往，文玩，特别是与日下部鸣鹤、严谷脩、冈千仞。其中，日下部鸣鹤被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父。日下部对于杨守敬带到日本的拓片碑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继承了大量杨守敬珍藏的拓片碑帖，之后又专赴中国研究收集碑帖拓片，并与俞曲园、张祖翼、吴大澂、杨见山、吴昌硕等清末文人交友。日下部再将其收集珍藏的拓片碑帖传授其弟子，这些弟子中不乏有日后成为日本书法界大家的，他们再从这些拓片碑帖中汲取中国书法精华，直至今日。

从日本书法大师们遗留下来的拓片碑帖中，发现了这70多件有张祖翼亲笔签条及盖章的拓片。这批珍贵的拓片不仅本身出自著名石碑，而且对于研究与考证百年前中日两国文人间的交流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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