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凌地处关中平原西部，东距西安82公里余，西去宝鸡86约公里。市区西南约3公里处的法禧及周邻几个自然村附近，秦汉时期遗存甚为丰富。学界普遍认定秦汉邰县故址就在这一带。
2011年初，为配合杨凌古邰国遗址公园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法禧村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在村东南农大苗圃场西墙内外两侧，发现了大量的陶范、铁渣等与铸铁相关的遗物。由此，初步确认该地点或应为邰城聚落的一处铸铁作坊。
为进一步了解作坊的特征与性质，4～8月考古队在前期钻探的基础上对该地点进行了小规模发掘。由于条件所限，仅布设不同规格探方与探沟11个（条），发掘总面积约500余平方米。
本次发掘，所获遗迹包括灰坑、水井两类，共计40个单位。所获遗物除大量秦汉砖瓦建材与日用陶器外，最重要的是，在16个单位中出土了大量与铸铁相关的遗物。种类主要包括：（1）陶范与芯，其中铸器类别可辨者达数百件之多，主要是犁、锄、三类农业生产工具。同类铸器，规格、大小不尽相同。（2）炉壁、炉座与鼓风管残块。鼓风管复原管径一般在10厘米以上。（3）炼渣、炉渣、残铁块与木炭块等。（4）附着有炼渣、铁锈的陶器与瓦片。（5）在两座灰坑内，出土了4件青石质残版“半两钱”范模。
根据共存陶器与建材特征及出土“半两钱”范模特点判断，作坊的使用年代应为西汉早期。如包含大量陶范的H3出土1件陶盆，体大腹深，宽平沿，弧腹微折，与秦末汉初同类器特点相同。铸铁遗存堆积单位中布纹与麻点纹共存，前者弧度大，体厚重，与秦代布纹瓦瓦特点略有区别，而麻点纹瓦西汉中期以后绝少见到。四件“半两钱”范模中，一件为典型的“榆荚钱”，其余三件之钱径大小及文字风格，与文景时期半两钱相类。
从出土炼渣、鼓风管、陶范等遗物外部特征推测，该作坊可能是以熔炼活动为主的铸铁作坊。所见炼渣均多气孔显疏松，含铁少掂之较轻，个别表面呈龟裂状，凡此特征与熔炼渣相同，而明显有别于冶炼渣。所见鼓风管的管径似较以往冶炼炉鼓风管细。所见陶范均使用痕迹明显。另外，各单位还出土一定数量的残铁块，大多形状不甚规则，很可能是用来重熔的原料亦可佐证。
关于作坊自身特点，其产品构成主要是以生产农具为主，至纯天珠，或可能兼做铜钱的生产。与同时期其他作坊同时生产其他工具或带钩等装饰品特点不类。就其技术体系而言，很可能是铸造与锻造兼而有之。炼渣中包含有木炭屑，部分堆积单位中也见不少木炭，表明作坊是以木炭为燃料进行生产的。
通过对发掘所获遗存的初步整理，我们对该作坊特征有了几点初步认识：
其一，关于作坊年代，根据出土陶器与建材特征，特别是“半两钱”范形制、文字特点判断，作坊使用年代不晚于西汉早期。理由申述如下：（1）四件“半两钱”范模中，一件为典型的“榆荚钱”范模。这类钱币是西汉高后后期推行，文帝时期盛行的一种钱币；其余三件的钱径约2.3厘米，属典型的四铢半两体系，范模无明显内外郭，文字书写较规整，“两”字内部多为简化的“双人两”，与文景时期的半两钱相类，而与武帝时期半两钱钱径多约2.1厘米，文字多见省笔现象以及“两”字内部多为“十字”两有明显不同。（2）包含铸铁遗存的堆积单位中，出土的麻点纹瓦数量多，个别还附着有铁炼渣，显然非系早期遗物混入所致，当与作坊使用同时。根据以往研究，麻点纹筒瓦至西汉中期及其以后绝少见到。（3）包含大量陶范的H3出土一件附着有铁渣的陶盆，体大腹深，宽平沿，弧腹微折，与秦末汉初同类器的特点近同。
其二，关于作坊的性质，根据出土冶铸遗物特征判断，该作坊可能为主要从事熔炼与浇铸活动的铸铁作坊，与以往发现仅有冶炼活动，或集采、冶、铸一体的作坊有别。因为所获相关遗物中，尚未见如矿石等能明确指示冶炼活动的直接证据。查现代矿产数据可知，杨凌附近亦无铁矿记录，作坊自然也不具备采矿之功能。根据所获范模铸器类别可知，该作坊的产品构成主要是以农具为主，可能兼做铜钱。这与同时期其他作坊在生产农具的同时，还生产其他工具或带钩等装饰品的特点不同。同时，就其可能生产钱币而言，其很可能属于一种官营作坊的性质。这与汉初关中地区可能以官营冶铁业为主，不同于其他地区民营冶铁发达背景也是吻合的。若此，该作坊或当是邰城聚落的所属一处官营作坊。
其三，关于该作坊生产方式，根据作坊布局线索初步判断，当属于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所谓“规定式”的生产。本次发掘虽然并未完全厘清该作坊生产布局情况，但仍获得了有关作坊内部布局一些线索，为今后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了基础。发掘区未见作坊的核心生产遗迹，其西、北、南三面钻探亦未见有成片的铸铁遗存堆积，当属作坊的垃圾堆积区边缘地带，而作坊的核心区当应在发掘区以东的苗圃范围内。但就所获遗存而言，清一色是作坊熔炼铸造环节生产废弃物，而不见陶范制作废弃物共存的现象。大量的陶范绝大多数有明显使用痕迹。其他相关遗物已如前所论亦是浇铸环节之遗存。由此表明，作坊内部可能存在着按照工序分工迹象，从而导致了作坊内不同区位间出土物种类的差异较大，同一区位内出土物功能较为单一的情况。这种垃圾处理与堆积模式与作坊“规定式”生产方式是相合的。
由于本次发掘遗存大多只是冶铸活动的废弃堆积，未发现直接与铸铁活动相关的窑炉等生产设施遗迹，发掘区很可能是集中堆放某类废弃遗物的区域。因此，有关作坊规模、内部布局尚不明确。虽然如此，但其重要性与意义却不容忽视。
第一，关中乃秦汉帝国政治、经济中心，文献记载的重要铁产地之一。然而，以往发现的这一时期铁器工业遗址仅有五处，与其地位与实际远不相称。过去也只有西汉长安城西市铸铁遗址曾发掘百余平方米，以致这一领域的研究几近空白。邰城铸铁作坊发现与发掘，所获资料较为丰富，无疑为今后探讨西汉都城附近铁器工业形态提供了新的素材。
第二，邰城铸铁作坊发掘，进一步弥补了先秦两汉冶铁业研究资料的薄弱环节。以往这一时期的冶铁遗址，多为战国晚期或西汉中晚期以后，而明确的西汉早期者材料甚少。邰城铸铁作坊年代恰好为西汉早期，是今后研究战国到汉代铁器作坊技术演进环节的重要资料。
第三，有助于了解西汉铁器工业的生产分布格局与演变，进而探讨这一时期冶铁工业的组织与管理模式。邰城铸铁作坊的深入研究，至纯天珠，从考古学角度对于探讨西汉早中期之间冶铁工业组织与管理体系的变迁当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