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底，经过两个月的考古挖掘，考古专家在临桂县境内的大岩遗址发现了目前中国岭南地区出土的最原始的陶器，估计制作年代距今已有12000年左右。

原始陶片

大岩遗址发掘现场

经过两个月的考古挖掘，考古专家在临桂县境内的大岩遗址发现了目前中国岭南地区出土的最原始的陶器，估计制作年代距今已有12000年左右。大岩遗址到底埋藏着什么，有着怎样的故事？日前，记者采访了参与发掘的专家。

这是桂林近十余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大岩遗址位于临桂县临桂镇下岩门山北麓，与甑皮岩遗址分别位于万福路的两头，发现于1999年。2000年，我市考古工作者曾对大岩遗址进行过初步发掘。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底，大岩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

历时两个月的发掘，考古工作者确认，大岩遗址由A、B两洞组成。A洞位于东侧，B洞位于西侧，两洞洞口相邻，均朝向正北。文化堆积主要位于A洞，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生堆积，现存面积约300平方米。

记者从临桂县文物管理所了解到，本次出土的文物以陶器碎片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估计制作年代距今为12000年左右的古老陶器碎片。这3件陶器的器形简单，制作时加砂较多，选用的火候低，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代表显得尤为珍贵。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制作技艺相对成熟的圜底陶器，年代距今10000多年。其中，一些陶器内外都有绳子的纹路，估计制作年代在10000到11000年前，是桂林首次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标本。另外，在大岩遗址的东侧还找到完整的陶、石、骨、蚌器等史前人类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数百件，以及大量人类食用后遗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

“捆绑式发展”促成最古老原始陶器“重见天日”

依照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政策，我市考古工作者所采取的考古发掘，绝大多数是为了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等而进行的抢救式发掘。“应该说，这些原始陶器得以"重见天日"，主要是因为桂林城市空间的拓展、国家相关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新文物保护政策的出台。依靠大遗址一系列保护、展示、利用的恰当模式，我们提出主动发掘申请，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馆长周海这样说。

回忆起第一次到大岩遗址的情景，周海感慨：“当时万福路还没修，大岩遗址周边连人都看不到，四处野草丛生。”挖掘的过程中，大家都在考虑：如果这处遗址大范围发掘并取得了重大发现，“保还是不保、怎么保、经费哪里投入？”最终，在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下，当时，我市考古工作者发现墓葬10座、用火遗迹10余处后，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暂停了对大岩遗址的发掘。

然而，大岩遗址的“神秘面纱”已撩开一角，确实不应该一直沉睡在洞穴中。

在过去的初步研究中发现，大岩遗址是目前桂林市发现人类居住时间跨度最长的洞穴遗址。古人类从距今15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在10000多年岁月里，大岩遗址中堆积形成了文化层2.3米厚，保存了丰富的地层关系及文化遗物。这些遗存，为后人了解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那一时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0年，甑皮岩遗址被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建设项目。由于大岩遗址六期文化与甑皮岩遗址五期文化互为补充，一种全新的思路在考古人员的脑海中日渐清晰：将两者“捆绑”起来谋发展。

自治区文物局常务副局长谢日万介绍，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以甑皮岩遗址为核心，辐射整合桂林大岩、宝积岩等70余处洞穴遗址群，形成“一园多点”的空间格局，丰富完善桂林城市公园形态，最终成为对中国史前洞穴遗址群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均具有示范作用的大遗址保护工程。

依照这样的设想，大岩遗址就可以与甑皮岩大遗址互相依存、互相弥补、互为一体，进而成为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支撑。

再度发掘大岩遗址破解甑皮岩遗址谜团

大岩遗址的“面纱”彻底掀开，着实让考古人员收获了太多的惊喜。

首先，以实物填补了桂北地区陶器起源的空白点。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珍说，桂林是目前中国发现洞穴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些洞穴遗址大致分为甑皮岩、大岩、庙岩等三个聚落群，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岭南众多新石器洞穴遗址的典型代表。因此，桂林也被业界认定为中国最重要的陶器起源地之一。估计制作年代在10000到11000年前的陶片，把桂林陶器发展的序列补充完全了。

其次，通过对大岩洞穴功能区划分的了解，解答了甑皮岩遗址研究过程中一些没能解决的谜团。

甑皮岩遗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政策上不允许研究人员继续大范围开挖。在加强保护的同时，研究人员很难了解生活在甑皮岩中的古人类，使用洞穴时怎样对空间进行布局。“洞穴中，哪些地方有什么专门用途？”研究人员只能借鉴同类型遗址的考古研究结果或史料进行解答。

2000年，，大岩遗址的西侧发现了古人类的墓葬区，但没有找到生活区。考古人员找到了一些用火的痕迹，却没有找到灰坑（即古人类开挖后用于丢废品、垃圾的坑）以及灶台等生活遗存。结合两次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同一时期的文化层中，既找到了墓葬所在地，也找到了生活痕迹，用最直接的考古证据印证了古人类“生死同穴”的情况。

洞穴遗址可为“世界旅游城”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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