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既是王小帅“地下”时期的代表作

 
 


  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王小帅摄影_邵欣

  王小帅

  1981年考入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从他自筹资金拍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到新近完成的《日照重庆》,短短十年间,王小帅开始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冬春的日子》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十七岁的单车》获得5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青红》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08年,《左右》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艺术片上映,就像在肯德基点炸酱面

  南都娱乐周刊驻北京记者艾辉摄影_邵欣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王小帅拥有着敏感的影像触觉,始终关注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微妙的痛感。《十七岁的单车》是他迄今为止最出名的作品,它既是王小帅“地下”时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最能透露导演青春期情结的“日记”。而在商业时代,导演却发现自己多么地不合群。王小帅最近刚刚完成新片《日照重庆》的拍摄,希望能够赶上戛纳影展。而对于上映,则无从期待,他说,如果上映,就只好“臭不要脸”地吆喝观众来看了。

  初拍电影: “拍电影就是把人给拍动了”

  一个导演的风格树立在很大程度上得从他还没有做导演说起,好比张艺谋之视觉,是因为他做过摄影师;陈凯歌之意境,是因为他出身书香门第并写过诗。王小帅则是美术出身,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自己的兴趣并不大。这一段经历首先让他特别注重电影的画面质感,其次当然也为他提供了处女作作品讨巧而相对易于把握的题材—一对艺术家夫妇的苦闷生活。

  南都娱乐:怎么想到从学画画,转行去学拍电影?

  王小帅:学画画呢,主要是父亲让学的,也不是自己找的兴趣,那时太小了。因为父亲在话剧团,老看他们拍戏,潜意识对表演、排戏有概念。后来到了美院附中,才知道天外有天,都是全国来的精英,觉得自己跟不上,而且那个时候学画画都比较单一,传统,基本都是架上的,不像现在行为艺术、雕塑、巨幅等等。我觉得手脚很憋屈,《黄土地》那个时候不是出来了么,我就知道有电影这么一回事,于是就想考入电影学院。

  南都娱乐:你的第一部作品《冬春的日子》,说的就是艺术家的故事,演员是你的朋友刘小东、喻红,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算不算是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题材也是边缘的。

  王小帅:对,刚开始拍的时候,也没钱,就借了一点点。想拍什么,只能从最基本的开始,概念就是用胶卷把人拍动了,就是拍电影。只能把目光放在最边上的熟悉环境,找哥们帮忙。相对于大的环境,我们的题材算边缘,反映艺术家的苦闷。当时中国电影的题材主题还是流行宏大的,主要是工农兵题材。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就不觉得是边缘,也不懂什么是边缘。只是没有人去触碰这个群体,没有什么人去关注这些搞艺术的。这个群体的精神状态很迷茫,毕业后取得一点点成就,但国门逐渐打开,外面世界的思潮也逐渐涌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陷入自我怀疑,思索着何去何从。

  南都娱乐:很多导演拍处女作,会选择自己熟悉的家乡题材,比如贾樟柯会选择山西小镇,而你在上海、贵阳、武汉都生活过,但却在后面的作品才涉及到,这是为什么?

  王小帅: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多,当我触摸到摄影机的时候,北京才是当下能够感受到的地方。而且很现实的是,如果搬弄摄影机去贵阳、武汉啊,也是达不到的。中国解放以后,出现了人口的大面积搬迁,是很普遍的,我们家是邮局出身,更是各个地方调动。而且中国家庭越来越以个人为单位,比较分散。我因为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在不少地方都生活过,其实是一种漂泊的状态,有点像在流浪,所以对户口啊、家乡啊这种概念不是特别强烈。

  南都娱乐:你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故事都比较极端,很残酷,是你自己的审美取向吗?

  王小帅:像《冬春》、《极端寒冷》,都是当时中国电影还不能触及的灵魂的东西,是展现一个群体的焦虑。拍《极度寒冷》时,我在艺术圈比较熟,当时行为艺术刚刚出现,比较敏感,出了一些事,大环境比较压抑。我个人比较喜欢冷酷的东西,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温度。

  体制之外,地面之下 “《十七岁的单车》是城乡接合部产物”

  大多数第六代导演都经历过所谓“地下”到“地上”的过程,他们很多作品都是没有公映,是体制外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拍摄的题材比较敏感、个人化,与大的政治语境不融;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拍电影的渠道也是非主流的,是商业时代到来前被抛置在“灰色地带”中的无奈之举。王小帅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亲历者之一。

  南都娱乐:早期拍电影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审查、体制这些问题?

  王小帅:拍的时候不是很清楚这些概念。我只知道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厂拍电影拍多少是有指标的,国家电影厂拍片是国家投钱,如果市场不好甚至没有市场,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市场压力不是很大。当时我们拍电影时,想的是不需要国家拿钱,是自己拿钱,没有伸手要钱,觉得是不需要审查。后来才意识到,这样做也不行,即便没拿钱,也得纳入计划内,那个时候不理解(现在理解了?)这个时候更加证明当初是不可理解的。现在产业化市场经济,大概是在2003年开始,现在公司可以拍电影,银行能够融资,电影管理机构成为一个服务机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

  南都娱乐:感觉以前导演选择的题材更大胆,反而现在更加谨小慎微,有没有这种感觉?

  王小帅:每一个环境都会决定其他方面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不从经济上考虑,他可以做一些大胆的事情,是因为把计划体制作为相反的对立面,如果他被体制压制了,就有一些反抗的举动,这个对比面好找。特别是年轻人,做艺术,容易找到一个发泄情绪的对立面,而现在这个对立面变成了市场,创作者与市场的对抗显得很薄弱,你总不能跟市场对抗吧,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反而在题材选择上考虑更多。

  南都娱乐: 《十七岁的单车》是通过了审查,具体到这部电影,为什么不能公映?

  王小帅: 《单车》是在《扁担·姑娘》之后,国内已经有民营资本的注入,开始允许某些机关下的公司拍片,但电影的归属权是有归属的,是有指标的,你拍片子拉来钱,还要去找指标。比如大厂北影厂好像有二十几个,你多拍了不行,你少拍了也不行,没完成任务。《单车》是一个转变期的产物,是一个归属模糊的作品,明明是某个机构出了钱,但版权又得给电影厂,还要交钱,电影厂卖厂标给你,有点像城乡接合部的产物。我当时做《单车》的时候,就在整个灰色的区域,完全市场化的阶段还没开始。《单车》有来自法国、台湾的资金,北影厂对这个电影的版权所属模糊不清,就会审查很严格。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所谓“枪毙”的消息。

  南都娱乐:你对“地下导演”的称号反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