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横批御笔为雍正四年(1726)七月雍正帝亲书,是赐给怡亲王胤祥的。雍正与其十三弟胤祥关系密切,雍正即位后,胤祥成为雍正的得力助手,加封为总理事务大臣,先后总理户部三库,总理户部等重任,并被封为“和硕怡亲王”,颇受信任。
胤祥在雍正朝前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克尽臣弟之道,鞠躬尽瘁,干才卓著而不居功,识人明达,做事老练,为人谦恭谨慎。故雍正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相赐予以嘉奖。所谓 “忠”,即“公而忘私,视国家如家事,处处妥贴,能代朕劳,不烦朕心,盖其忠君亲上之念,肫恳笃挚”;所谓“敬”,即“小心兢业,无纤毫怠忽”;所谓“诚”,即“精白一心,无欺无伪”;所谓“直”,即“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渲漏”;所谓“廉”,即“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所谓“明”,即“见理透彻,莅事精祥,得弊周知,恩愚立辨”。雍正通过这八各字对胤祥做事、为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此幅御笔书法后为怡亲王后代时任西陵守备队队长的恒铎所有,1945年他将之送给了侵华日军司令官野副昌德。
雍 正(1678-1735)赐怡亲王书法
横幅 水墨绢本 1726年作
题识:忠敬诚直,勤慎廉明。雍正四年七月赐怡亲王。
钤印:雍正御笔之宝、朝干夕惕、雍正宸翰、为君难
后有西陵守备队队长恒铎题跋:鄙先祖怡贤亲王为雍正皇帝陛下御弟,生平以忠君孝亲治国教民,昭著于朝,遂蒙敕赐御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以彰贤明,永垂不朽。实开清史未有之特殊荣誉纪录。恭存二百余年久,作传代之宝。兹因野副司令官来掌枢纽,屡蒙教诲,愧无以敬,乃恭献御书,略表微衷耳。恭献野副司令官阁下。西陵守备队队长恒铎敬献,康德十二年元旦吉日。钤印:恒铎。
展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四)”,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10月。
出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四)》,第32页,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10月。
说明:该作品为日本关东军陆军少将司令官野副昌德旧藏,该作由其家属提供。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满族,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YONG ZHENG calligraphy
horizontal; ink on silk
37×66 cm. 14 5/8×26 in. 约2.2平尺
RMB: 800,000-1,200,000
野副昌德曾是日本侵华时的关东军将领,“握有指挥全伪满军警大权”。1939至1941年,任关东军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的野副昌德,在吉林指挥对通化,吉林、间岛三地的“野副大讨伐”并任“讨伐”队司令官。在这次长达一年多的侵华活动中,导致我爱国将领杨靖宇将军殉国。2000年6月20日,吉林铁路广厦建筑工程公司施工队在位于吉林市延安路民悦胡同的铁路新建北区7号楼工地施工时,发现日军“野副讨伐队司令部”侵华所立的石碑就是日军侵华的证据。
1943年,野副从东北调到华北战场,自雍正时起清代四位皇帝的陵寝之地—西陵就在其辖区,作为西陵守备队队长的恒铎为了献媚,将此作送给野副昌德,其行为与其先祖怡亲王胤祥形成了极大地反差。而此件作品无疑是日本侵华的又一历史见证。
董其昌(1555-1636)行书赠王中丞诗
立轴 水墨绫本 1651年作
展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四)”,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10月。
出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四)》,第85页,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10月。
说明:该作品为日本关东军陆军少将司令官野副昌德旧藏,该作由其家属提供。
dong qichang CALLIGRAPHY
hanging scroll; ink on satin
142×57 cm. 56×22 1/2 in. 约7.3平尺
RMB: 100,000-200,000
王 铎 (1592-1652) 仿米书陈思王三颂
手卷 水墨绫本 1649年作
展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四)”,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10月。
出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四)》,第115、116页,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10月。
wang duo calligraphy
hand scroll; ink on satin
27×198 cm. 10 5/8×78 in. 约4.8平尺
RMB: 7,000,000-12,000,000
此幅手卷,题签为“王文安仿米书陈思王三颂绫卷”,卷尾钤白文“王铎之印”,署款“顺治己丑书陈思王颂三首仿米元章笔意,王铎”,即此卷作於1649年,王铎(1592-1652)时年58岁。此件作品,沉着稳健,体势雄强,虽未见奔腾激越之态,但笔笔生姿,矫矫沉雄,内含筋骨与法度,深得米元章气韵。清人戴鸣皋在跋《王铎鲁斋歌草书长卷》中曾说,王铎书法以势取胜,“风樯阵马,殊快人意”。这正印证了在王铎书法中所突出的“体势”。从现存的王铎作品看,无论是“锋势备全”的小字,还是气势恢宏、笔锋拓大的巨幅,对於体势的强调他都超过了明代的前辈书家。
关於王铎行草书风格的形成,傅山评价其书法说:“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以後,无意合拍,遂成大家。”所谓造作,实际指其规规摹拟前人书帖,“如灯取影,不失毫发”,他曾自言:“《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可见其对前贤书法的重视与熟谙,後人顾復在《平生壮观》中也慨叹道,“闻其临《淳化阁帖》数部,非功利如此,焉能精妙如此?”;四十岁以後王铎渐具个人面目,“无意”,正是以己意化之,自出机枢的创作,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是追求险绝而沉着痛快。这种书风的转折,正是从米芾书法中所参悟而得到的。於二王之外,他真正推崇的是米芾,甚至到了“予为焚香寝卧其下”的地步。五十岁以後,黄道周说其“五十自化”,王铎也曾自言,“五十以後,更加淬砺”。这时是他书法的鼎盛时期,笔力惊绝,气势开合,痛快淋漓。这种“自化”的完成,据今人考证,是在他48岁到53岁之间,即回河南孟津“省亲”到李自成攻陷北京这段时间。王铎於1645年5月54岁时降清,此卷《仿米书三颂》作於此後四年生活较为安定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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