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愤青，而是代表一种文化符号

国人素来重气节，历代的遗民文人，或行走朝，或苟全闹市，或隐逸郊野，但都心怀割舍不断的故国情怀，而这会直接影响他的艺术创作。

李唐（1066—1150）创作的《采薇图》（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商亡后，伯夷、叔齐二人不仕西周，隐居首阳山采薇度日的场景。在南宋与金国对峙之际，李唐创作此画用心良苦，旨在借古讽今，褒扬保存气节，谴责投降变节。

南宋遗民郑思肖（1222—1307）与元朝不共戴天，他所作的《墨兰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兰草“根不入土”，人问何故？答曰“土为番人夺去”！而这种高格调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后来者也有启迪，如郑板桥以“根不入土”的兰草暗示怀才不遇。

如此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不胜枚举，但难道说所有的遗民文人都是愤青吗？一定不是，识时务者的文人也大有所在。宋朝宗师赵孟頫（1254—1322）在宋亡后又出仕元朝，“宋宗室而食元朝禄”，历来非议不断，但他的艺术成就包前孕后。王铎（1592—1652）亦如此，出仕明清两朝，后人鄙夷不断，而他的书法浓墨重笔、酣畅淋漓被认为是在发泄纠结的心情未尝不可。

遗民文化在明清之际达到高峰，以书画为例，陈洪绶、崔子忠、王时敏、王鉴、“四僧”、查士标、龚半千、傅青主、杨文璁、程嘉燧等遗民都是美术史上响当当的名字，而他们都创造出了不同的审美价值。

满目《种菜诗》，都为旧山河！

北京匡时历来注重古代艺术品的文化格调和独特价值，他们在做市场的同时，也是在挖掘、引导古书画收藏、研究的方向，所以，匡时能在庞大的文化市场中一跃而出。2012春拍，匡时推出的“故国情怀——明遗民书画专场”无疑又是一个崭新的文化品牌。

一个公司若举办一场近现代专场会比较容易，而要把距今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归集为一个专场则非易事。从匡时目前的征集情况来看，江南吴氏珍藏了三百年的奇珍《种菜诗唱和诗册》、《赠行诗册》、《橙斋先生像》等无疑又是一大亮点。这部大块头标的由十四件作品组成，历经清代“文字狱”，晚晴、民国战乱，数十年的政治浩劫，三百年来岁月蹉跎而品相完好。

这组围绕明遗民吴之振（1640—1717)家族展开的作品大致可分五类：一为吴之振请人与之唱和的墨迹；二为吴之振自书墨迹；三为吴之振画像；四为吴之振之孙吴兰成的墨迹；五为吴氏后人吴滔的山水。另，还有吴昌硕等人为吴氏后人所制的十九方印。在这一系列的作品中，首推《种菜诗唱和诗册》。康熙十四年（1675），吴之振开辟了一块菜地，好雨知时节，蔬菜的长势喜人，他即景抒情作《种菜诗》二首，并自和二首，后又请文人雅士就此题征诗唱和。如此一来，一场盛大的书卷上的文人雅集就展开了，而参与者多为鼎鼎大名的政界、文坛先贤，如黄宗羲、黄宗炎、吕留良、袁龢、汪琬、郑梁、尤侗、陈骝、钱中谐等五十余位。

《种菜诗》不仅保留了诸多明朝遗民的墨迹，也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研究的史料。在这批墨迹中，清初思想家、书法家吕留良（1629—1683）的书法显得弥足珍贵，但唯吕氏的诗作被截去了上下款。这是因为吕留良有强烈的故国情怀，被清廷列为“文字狱”之首。雍正十年（1732），因受“曾静投书谋反案”牵扯，雍正将吕留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华夷中外之别”等言论视为曾静反清的根源，目的是借“曾静案”将矛头直指向有广泛影响的吕留良，通过对吕氏的制裁来铲除反清思想。所以，吕留良落了个“不得好死”的下场，在他死后五十年竟然被开馆戮尸。故关于吕留良的书籍在当时就被付之一炬，雍、乾以降，学界罕有论及吕氏，直至清亡后才渐行研究。吕留良的故事在坊间流传广而多，但可靠的文献少之又少。《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仅收录一件（上海博物馆藏）。同样，在此书中，黄宗羲（1610—1695）的墨迹也只有一件。所以说，匡时春拍推出的这两件作品可称为吉光片羽。

此标的中还有两件作品引人注目——《赠行诗》和《橙斋先生像》。康熙十年(1671) ，《宋诗钞》的编撰问世奠定了有清以来崇尚宋诗的根基。是年冬至次年春返乡，吴之振携《宋诗钞》遍访京城高官名流，陈廷敬、张玉书、徐乾学、王士慎、梁清标等二十八位名流慷慨赠诗，其中进士达二十二位。《宋诗钞》的编撰凝聚了明遗民吕留良、黃宗羲的心血，引起广泛共鸣便不言而喻了。吴氏此行乃清初文坛之盛事，而《赠行诗》在陈廷敬、严我斯、徐乾学等鸿儒的诗文集中均郑重保存。《橙斋先生像》乃康熙朝著名肖像画家禹之鼎应吴之振（橙斋先生）之邀为其作的遗像，后并有多位名流的赞诗。另外，吴之振晚年所书的八件墨迹（一为宋金诗文；二为名家名帖；三为品评诗话）也格外珍贵，晚年的吴氏因卧室遭火灾而四肢烧伤，书风、文风亦受到了影响。

总的来说，春拍中以《种菜诗》为代表的这一标的数量庞大，涉及名人众多，至纯天珠，书画形式丰富，流传有序，尤其是其体系性和历史性在以往的拍卖中未曾有过，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重宝。

另外，匡时春拍中查士标（1615—1698）的《二瞻双绝册》也是一部重头戏。査氏乃明末秀才，入清后不应举，工研书画，和孙逸、汪无端、弘仁被誉为“新安四家”。此册是查氏六十岁书画风格成熟时期之作，其中书画各十二开，画仿元、明，书临唐、宋。査士标的作品并不罕见，但多为倪云林一路的疏简风格，而此作精细，至纯天珠，坚守了遗民摹古的鲜明特征。此原为何绍基、彭恭甫的旧藏，有陈子清、袁励准、吴湖帆、张大千等人的题跋，题跋中，后人赞不绝口，吴湖帆赞曰：“合香（董其昌）光之秀媚、南田（恽南田）之泼辣为一手，文玩，洵梅壑（査士标）第一合作也！”

此外，“一峰还写旧山河”之八大山人（1626—1705）的《行书兰亭序》，“我来添尔一峰青”之傅山（1607－1684）《临阁帖》等拍品都极具分量。

总之，遗民情节≠愤世嫉俗，而是一种处世态度。遗民书画代表了特定的文化符号，镌刻着时代的伤痕，同时也创造了别致的审美个性，并在逐渐引导一种积极的艺术市场。这在明遗书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匡时为例，2009年春拍，八大山人《仿倪云林山水》以8400万打破中国书画全球拍卖纪录，2010年秋拍，王铎的《雒州香山作》以4536万刷新个人纪录，2011春拍，傅青主的《草书七言诗立轴》拍得667万，2011秋拍，陈洪绶的《江山卧游图卷》成交价为1863万……遗民书画树立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和市场标杆，其中潜在的市场究竟有多大？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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