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意义重大的一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再一次确定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为改革指明了方向。不久，国家体改委等部门相应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条例。道路的明确，国家政策的引导，让大批政府机关、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现今以陈东升、冯仑、郭广昌、潘石屹、俞敏洪等人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群体。
那个时候在北京最活跃的就是中青年，这些人基本就是新思想最活跃的代表，各种改革的想法、思路也就在他们中间形成。经济改革是改革的最核心部分，所以很多年轻人聚集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研究室、社科院等这些部委研究所，形成了一个改革阵势庞大的中青年气候。
这一年，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的陈东升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早年就被新闻联播所讲的索斯比、克里斯蒂拍卖神话所撼动，一种原始的冲动就此开始在心中萌生。不久《羊城晚报》的一篇关于中国的拍卖行的评论又再次埋下伏笔，写着“中国五千年文明有灿烂的文化遗存，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艺术品拍卖行”这样的言辞，就此陈东升毫不犹豫的下定创办拍卖行的决心。
但是真正筹备的阶段却持续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久?一个崭新的新生事物，从何做起呢，在陈东升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准备，不熟悉关于拍卖行的知识，也不知道拍卖行是如何运作的，更重要的要创办拍卖行都要经过哪些部门来审核批准都搞不清楚。所以在91年这个创意也只是一直埋在心里，实际上真正的操作步骤还在左右思量，并且作为保密阶段，陈东升也还并未向外界透露……
对于拍卖：一种原始的冲动
陈东升说当时通过新闻，新闻联播是年轻人唯一的一个对外的窗口，得知纽约、伦敦的蘇富比和佳士得，那时候翻译为索斯比、克里斯蒂。大家知道八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所以世界艺术品创造一个新高，特别是印象派的画在八十年代后期达到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就是《向日葵》，安田火灾保险买下了。我到台湾见到《经济日报》社长他们也做了一个梵高的展览，要去借这幅画，没有借回来，原因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这幅画抵押出去了，所以不能借出来，这也是演绎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神话故事。安田火灾买了这幅画，络绎不绝的去参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年轻人是有超级好奇的心理，虽然那种拍卖的场面没有亲历，但你看到《新闻联播》后那种画面一辈子不会忘个记，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建筑里边，现场一个五十开外的场地中文质彬彬的拍卖官指点江山，俯视着拍卖大厅里坐着的这些男男女女，雍容华贵，还有神秘的电话……看了那种电视画面，我觉得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神秘、那么的高贵、那么的典雅，总之那就是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的游戏，觉得像中国这样一个革命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当时来讲)经济落后的国家，或许跟我们可能是永生都没有关系的，正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对比，才有那么一种冲动，这是一种原始的冲动埋藏在我心中。
我那时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做副总编辑，由于校友关系，跟文化部关系很熟，文化部有很多资源，怎么把它用起来，所以我们就策划成立了一个文化市场研究所，由我来组建、分管。当时我的大学师兄卢建、田源都是很有名，还有我的一个校友李军先生，现在是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他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是文化部市场局调到中央工作的，所以他在文化部也有关系，这样我们几方成立一个文化市场研究所，所长叫李刚。
有一天他们拿了一份《羊城晚报》，有一位评论员的文章拿给我看，写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有灿烂的文化遗存，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艺术品拍卖行。他们受到这个启发就说拍卖行是一个好主意，我记得那是在南城马路边的路灯下,我毫不犹豫下定办拍卖行的决心。为何能够如此坚定就是因为刚才我前面讲到的因为蘇富比、佳士得在我脑子里，电视里的画面，我想到办拍卖行就是那样的东西，如果没有心中这样的憧憬，要办拍卖行我肯定不会办，正因为有那样一个铺垫，所以马上毫不犹豫地说办拍卖行。
当时嘉德筹备的时间很长，为什么筹备很久呢?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新生事物，从何做起，没有任何关于拍卖行的知识，也不知道拍卖行是怎么运作的，拍卖行由什么部门来批都搞不清楚。91年有这个创意就埋在心里，实际上是没有去操作。
这个事情是怎么促成的，九十年代很活跃，改革开放，那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南巡，一个关于中国要不要开股票市场的研讨会，大概90年在深圳开，这是一个中国还继续改革开放的重大信号，全球媒体都关注这个会，我们要不要搞证券市场，这个会发出强烈的信号，中国要搞证券市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大概91年，当时很多在八十年代初期有搞股份制改革，所以只要有这种行为的企业都把它划为可以作为上市的企业，当时武汉有一个印刷厂——长江印刷厂，我的同学毛振华做印刷厂的上市顾问，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对企业的上市做一个评估、咨询，所以领头的是我们的导师董辅礽先生，再下来接着国务院研究室的副局长卢建先生我们同学，第二就是我，我当时是《管理世界》副总编，企业评价中心的秘书长，还有一个是李军先生，那个时候他是中外研究室的处长，还有一个同学关敬如，是体改委分配司的一个处长。我们这一批人晚上就聊天，我们那个时候想办清洁公司，想办拍卖行，我最大的冲动就是要办一个中国工业博物馆，因为当时我搞了“工业五百家”企业，我觉得多一个工业技术博物馆很重要，他们就说东升你的点子太多了，你做一件就行了，后来一研究，大家觉得拍卖行比较具象，还有李军说你要办拍卖行，文化部的关系我帮你来疏通，就这样定了。
我这个人定下来做一件事，就会把其他事都放下，从此真的是一门心思地投向拍卖行的事情上。那个时候在筹备拍卖行的过程中，正好92年冯家驳、北京市文物局，他们搞了一场北京国际拍卖会。但是我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溜进去观摩，我有两个印象，一个老先生走进来一大帮人簇拥着，一看是很重要的人物，后来我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徐邦达先生。
另外他们把香港拍卖行的胡文棨先生请来做拍卖官，我一定要抓住他，未来我做拍卖一定要找他学习，我当时找他要了一张名片，后来我们拍卖行成立，我就给他写信，我把他请到北京来，我专门去香港请教胡文棨，所以胡文棨先生应该是中国本土拍卖的一个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