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董其昌，可以说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可是如果问起陈仲醇，恐怕就知者寥寥了。近日，中拍国际征得一本二十二开的《董其昌赠陈仲醇余山居诗》册页，内容是董其昌亲笔书写的赠予陈仲醇的多首诗作。联想到董其昌其他几件内容相近的作品，不由引发起人们去了解董其昌与陈仲醇的交往轶事。
陈仲醇，名继儒，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陈仲醇二十九时焚儒衣冠，至纯天珠，隐居小昆山之南，绝意科举仕进。父亡后，移居东佘山，贵州文玩，在山上筑“东佘山居”，殁后，葬于东佘山。陈与董其昌共同倡导文人画，持南北宗论，重视画家的修养，赞同书画同源。
董其昌赠陈仲醇余山居诗（封面）
董其昌、陈仲醇所处的嘉靖、万历时期，是官僚集团之间斗争最为激烈和复杂的年代。陈仲醇二十余岁时，朝廷上下各派官僚集团政见不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将达到顶峰。为避免加入这场官僚集团间的混争，陈仲醇决定抛弃功名，终生隐居。而作为同乡兼好友的董其昌却走上了与陈截然相反之路。就在陈隐居的第二年，董其昌参加了乡试，第三年参加会试，于万历十七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随后仕途生涯一路平步青云，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
虽然董其昌选择了仕途，还是受到了陈继儒的影响，身在朝政之中，确心系自然山水。任职期间，他多次请假或长期告病休于桑梓，读书、游历、作画吟诗。79岁时，7次上章谢政，才得以归里。除了对山林生活的向往，陈仲醇和董其昌在书画创作的理念上也深具共识。正如王时敏《国朝画征录》记其“少时即为董宗伯（其昌）、陈征君（继儒）所深赏而过之”，又如担当、项圣谟等人得董其昌的指点，同时又得到了陈仲醇的指点。“南北宗论”见于董其昌的著作，同时也见于陈仲醇的著作。
董其昌与陈仲醇可谓是意趣相投，英雄互惜。董对陈极为看重，多有书画赠之。仅是涉及陈所幽居的东佘山居题材作品就有多幅，文玩，既有董其昌赠送陈仲醇的有关东佘山居的诗作，也有描绘东佘山居的画作。
董其昌赠陈仲醇余山居诗(二十二开选四)
董其昌在与陈仲醇的交往中，曾写过30首《赠陈仲醇徵君东余山居诗》，以表达对陈的欣赏。除此件中拍国际秋拍的册页外，西泠印社2011年秋拍的《诗翰册页》中第一首就是董其昌赠陈仲醇的诗。同样题材的书法作品还有朵云轩07年春拍89号拍品《东佘山居诗》，以及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明董其昌小楷赠陈仲醇诗册》等。
除了书法外，董其昌还有多幅关于东佘山居的的画作赠予陈仲醇。故宫博物馆藏有一幅《佘山游境图》，其所写佘山就是陈仲醇所隐居之所，自题中提到的“顽仙庐”为陈继儒所筑，位于东佘山下。此外，2006年曾现身保利秋拍、2008年再现于嘉德春拍的《东佘山居图》，也是董其昌描述陈仲醇隐居之地秀美风景的佳作。
董其昌赠陈仲醇余山居诗（二十二选四）
除了以书画赠之，董其昌对陈仲醇的情谊还表现在诸多方面。台湾兰千山馆收藏的董其昌《致陈眉公书》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董其昌看到一本星相占卜方面的书，觉得很灵验。由于书主人催促较急，他自己都来不及仔细研读，但还是写信告知陈仲醇，让其一观。由此可见，陈仲醇在董其昌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要。
当然，友谊都是相互的。除了董其昌对陈仲醇的种种深情厚谊，陈对董也是处处体念。在董其昌的《题张长史真书》中记载到：“长史郎官壁记，世无别本，唯王奉常敬美有之。陈仲醇摹以寄余，知学草必自真入也”。此事记载在董其昌的书法作品中，读来不禁令人心生感慨。
人常说：“文人相轻”，古往今来此类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然而，作为华亭派代表人物的董其昌和陈仲醇，不但没有互相攻击、彼此贬损，反而是互相敬重，彼此视对方为知音，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