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秋拍再次特别策划推出的“‘有感于斯文’——宫廷逸趣与诗、书、画、印”专场，以宫廷雅趣为基准，集各类以帝王诗文、词话为主题工艺之精品，将帝王之好呈现于世，这些作品不仅代表了帝王的审美取向，且因宫廷之用，工艺制作无不精益求精。典型之作如“清乾隆 紫檀三镶古玉御题诗如意”，其以上等紫檀木料为材雕制，头首、中部及尾端三处各镶嵌汉玉为饰，背部正中嵌金银御题诗。器身一木连作，与首部玉瓦托衔接，其严丝合缝，浑然一体，背面错嵌银片裁截的隶书御制诗文，文后又落 “比德”、“朗润”金线图章二枚，工艺之精令观者无不叹服。

清乾隆 紫檀三镶古玉御题诗如意 长39.5cm

「比德」「朗润」款

估价：800-1200万元

隐士休歌紫芝曲

“如意”是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物件，以名称讨喜而受人欢迎。论及它的根柢，并不那么高贵。其形起源于古代印度的 “阿娜律”，柄端作手指之形，以示手所不能至，类似我国古代的“搔杖”（如今叫痒痒挠），搔之可如人意。也有的柄端作心形，用竹、骨、铜、玉制作，讲僧持之记文于上，以备遗忘，古画中就有手持阿娜律的菩萨像。

这物件大约在六朝时期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主要的功用还是搔痒，大约是和赶苍蝇的麈尾（拂尘）、便面（半剌扇子）一起照拂不太干净的身体，以其方便可心而得名“如意”，因为当时的士族成员常服“五石散”，身体发热，贵州文玩，经常半裸上身。当时的名士经常顺手挥起如意干些勇武之事，如“石崇王恺斗富”，王恺搬出晋武帝御赐的高尺余大珊瑚树，石崇以铁如意击碎，出示自家所藏，多有二三尺者（事见《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又如“唾壶歌缺”，讲东晋的军事实力人物王敦酒后喜咏曹操《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口尽缺（事见《世说新语·豪爽》和《晋书·王敦传》）。

更多的时候，他们手执如意，扪虱谈玄，后来与拂尘一起成了道士的常设之物。唐代以道教为国教，唐玄宗就常随身携带铁如意。道教神仙人物张果老去拜见他的时候，玄宗命左右以铁如意击落张的牙齿，张不慌不忙，以药敷之，齿复生（事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和《新唐书》卷二百四）。传说唐玄宗还曾运用道士叶法善的法术，上元夜自京师上阳宫穿越到西凉州观灯，以铁如意质酒而还，遣使者取之不诬（《类说》卷十六）。

社会顶层使用如意的又一个高峰是在清代。现在仅北京故宫收藏的清宫如意就有三千多柄，绝大部分为清代所制，已经成了纯粹的陈设器，取其“如意”的口彩，从宋代以来不断发展的吉祥寓意心理达到了顶峰。

这些如意材质和制作上花样百出，以精致、风雅、享受为主，其中求仙谈玄的心理诉求很少，较诸六朝到唐代，又别有一番气象。其中乾隆时期制作和使用如意最多，工艺也最为丰富和精湛，不少还带有御题诗，个别的已经上升到文玩甚至礼器的层次。

铁如意兮玉辟邪

木柄镶玉，尤其是头、腹、尾三镶如意，在清宫收藏的如意中数量很多，风格大多呈现为华丽精巧，这件“紫檀三镶汉玉嵌金银御题诗如意”虽为其中代表，但风格却洗炼而严肃，独具一格。

该件器身使用缜密坚实的上等紫檀木料，一木连作，三处镶玉严丝合缝，浑然一体。首部玉瓦托的中心预留圆形短柱，柱顶平面阴刻双钩填金代表乾隆的乾卦符号，再将汉代谷纹玉璧嵌入瓦托槽中。腹部装嵌汉代兽面钩云纹白玉剑璏，尾部套嵌汉代素面白玉剑格。木柄正面余地满饰浅浮雕变形云龙纹，此纹饰延续及扩展自玉剑璏上的兽面钩云纹，与其相呼应及映衬。木柄背面光素无纹，中脊弧度略高，并错嵌银片裁截的隶书御题诗文四十字、金线图章“比德”“朗润”二枚。其诗云：“心澄何所事，腕动尽相随。雅合谈元（通“玄”字）执，那堪临阵麾。檀称香是体，玉以德为仪。有愿皆能遂，余心惧在兹。”（又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全集·二集·卷五十六·咏如意》）。

“雅合谈玄执”和“有愿皆能遂”是应合如意在六朝的功能和其字面意义，而“那（哪）堪临阵麾”一句说明这件如意的紫檀材质实是模仿铁质的。

如意可以多种材料制作，高端有金银玉牙，低端有竹木藤石，炼铁为之，颇为廉价，但独具粗朴坚重的特性，“古人用以指挥向往，或防不测，故炼铁为之，非直美观而已”（《长物志》卷七《如意》），几已成防身武器，持之者亦显示出傲岸与强横的气质。

历史上与“铁如意”有关的典故不少，除前述“石崇王恺斗富”以外，“王敦唾壶歌缺”所用如意在［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六亦坐实为铁如意。这两条是表现六朝名士风范的。唐玄宗的两条佚事则都关乎神仙道教传说，与六朝名士风范相迭加，使铁如意成为高士之象征。这一观念在元代已经形成，明清日益流行。如明初宋濂对唐高士洪崖先生的记载，即以铁如意为道具，又如明末文震亨《长物志》描述的理想化室内陈设亦少不了铁如意，品味倒在金玉之上，清代志书中则记有仙山高士执铁如意的故事。

古代的军事家以名士风流自任者，也常以铁如意临阵指挥，令人于千载后读之，仍生无限向往：“（王）昭远好读兵书，以方略自许，……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新五代史》卷六十四《后蜀世家》）又一例传说中，文昌帝君曾自称儒士谢艾，与十六国时期的姚秦开国君主姚苌为友，“后苌以龙骧将军使蜀，至凤山访予，予礼待之，假以铁如意，曰‘麾此可致兵’。苌不信，予为一麾，旗帜蔽天，戈盾戎马，万余列之平坡，今试兵埧是也。”（［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九《文昌神事迹·文昌化书》）

乾隆帝的木制仿铁如意对上述三层象征意义进行了综合与改造。镶嵌汉玉已经不是简单的装饰手段，而参与了主题的表达。道教与高士方面的含意被置换成儒家的修身、比德与治平。“比德”、“朗润”两方印章，前者出于“以玉比德”说，后者出于唐太宗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的赞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本指人品清高，性情和悦，恰好符合了儒家对君子的理想，又符合玉的质感。这两方闲章常常用于乾隆帝的玉器题咏之后，尤为恰当。

军事方面的含意则被大大加强，腹部与尾部所镶之玉直接来自武器。本器主旨实在于此，这一点容下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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