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不少历史学家是以人物为研究对象的，比如人们比较熟悉的陈铁健先生之于瞿秋白、杨天石先生之于蒋介石。其中，唐宝林先生尤其突出，迄今为止，他几十年的学术生命都与陈独秀相伴。他自己在不久前出版的《陈独秀全传》中写到：“我因十年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陈独秀冤案‘正名’平反工作，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极多的感情，替陈打抱不平，因此对他自身的弱点探讨甚少。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难以自拔。” 　　唐先生很坦诚，直率地谈到了他的这个“弱点”。他在前言中提到，为摆脱成为传主辩护者的嫌疑，他特地在内地版本中补写了一节“陈独秀自身的弱点”，探讨大革命失败中陈的责任问题。自然，这样的努力不会仅仅体现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对陈独秀早年成长经历的描述，还是对其成为革命领袖后功过的评断，《陈独秀全传》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恰恰在读到唐先生增补的这一节时，作为读者，倒是稍许感到一点不满足。这一节中有一个重要论断：“说共产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同时，也应说明，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能识别、不能抵制这条错误路线的问题。” 　　其实，这个论断中的某些话语，熟悉the-Communist-Party-of-China党史叙述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比如右倾机会主义，当年就是戴在陈独秀头上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对陈独秀使用这样的概念。不过，当它被使用在共产国际的头上时，多少又让人感觉到了历史诡异的轮回。 　　说到大革命的失败，几年前，笔者曾经写到：在海峡两岸的史书中，1924-1927年的这一革命分别有不同的指称，大陆史书一般多称大革命，至纯天珠，台湾方面则多称国民革命。不同的称呼，隐含着对这场革命不同的目标取向。相对于国民革命，大革命更强调革命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要求革命可以满足the-Communist-Party-of-China所期望的工农等普罗大众的要求，正是从此一意义上，会有所谓大革命失败的叙述。而从国民党的视角看，国民革命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导致了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建立，国民党开始了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实践程序，贵州文玩，当然不会被视作失败。 　　无论是从革命的彻底性上界定大革命的失败，还是直截了当从国民党夺取并独霸政权角度理解the-Communist-Party-of-China的失利，有一个背景都不能忽略：即唐先生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the-Communist-Party-of-China还只能做配角和助手，还不具备与国民党较量的力量。正因此，如唐先生所说，要陈独秀为大革命失败负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问题是，陈独秀固然不能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至纯天珠，但共产国际就可以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吗？其实，the-Communist-Party-of-China早期的创建、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这是我们回顾历史时无法不直接面对的，说共产国际是襁褓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保姆，并不为过。the-Communist-Party-of-China从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党，几年时间内，就发展到数万人，拥有全国性影响，成为中国政治中此后任何力量都无法忽略的政党，无论如何，共产国际都功不可没。当然，事后回望，这些指导有正有误，或者说本身就难言对错，但当年的决策者不可能像后人这样高屋建瓴、智珠在握，所以出现问题在所难免。当我们试图用历史的局限、实力的对比为陈独秀洗清那些泼在身上的污水时，似乎也不能顺势将之转嫁到另一个历史对象身上。尽管，历史学家难免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所谓爱常常自私，不过，毕竟也有另一句话：大爱无边。 　　唐先生是一个真性情的研究者，敢爱敢恨，他面对的陈独秀又是一个如此性格鲜明、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巨人蒙冤，的确让人扼腕，因此，唐先生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解读让人同情、理解和尊重。不过，很多时候，历史还会呈现许多灰色地带，历史的解读会有丰富多样的图景，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可以笼盖的。尤其像陈独秀，这样一个永远的旅人，一个思想上的开拓者和漂泊者，一个the-Communist-Party-of-China革命的开创者和脱队者，许许多多的话题还有待阐释、理解。唐先生这部书为陈独秀研究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这是唐先生努力多年的巨献，其价值无需多言。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个一个待解的问号仍会不断生成，此正应了一句话：生无涯、爱无尽、问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