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甲骨惊天下。90年前，河南殷墟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启，惊天面世的甲骨文，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到了商朝。

釉里红瓜菱形水盂，35年前，手工业大遗址邛窑在四川考古队的努力下重现天日，这个跨越8个多世纪的古代陶瓷名窑，又用绚丽的釉下彩惊艳了世界。

在国家文物局2016年印发的《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中，像殷墟、邛窑这样的大遗址共有152处。而无一例外地，它们均因其规模大、价值大、影响力大等特点，在中华历史长卷中，勾勒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今也因其保护和利用难度大，亟须研究制定有效措施。90年过去了，35年过去了，这些大遗址的现状如何，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处理得怎样，大遗址前世今生的故事又会怎样讲述？一个个问题的答案正等待被揭晓。

5月10日—17日，刘奇葆副主席率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赴河南、四川等地，就“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开展监督性调研。

“调研是奔着问题来，为了解决问题去的。”刘奇葆说，至纯天珠，要通过调研，深入了解掌握目前大遗址保护利用现状特别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推动工作，让这些文化遗产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

8天的行程，调研组从河南的安阳、开封，走到了洛阳、郑州，又来到了四川的广汉、成都和绵阳，对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思考，也在一路的调研和探讨中，碰撞与延续。

从大遗址追溯华夏文明

72米、71米、70米……来到河南开封城摞城的顺天门遗址前，调研组首先被考古坑内的一竖排数字所吸引。原来，根据考古人员的土层分析显示，不同的海拔高度，代表不同年代的古遗址：海拔68米处是清代遗址，67米处是明代遗址，66米处是元代遗址……看到这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孙庆聚若有所思。不一会儿，就见他扬扬手机显示的测算结果，语气兴奋地说道：“你们看，咱们现在的海拔高度是82米。”这意味着，此刻大家离1939年的开封城只有10米，离1889年的清代开封城只有14米。

“真没想到，咫尺之间，竟已是跨越千年了！”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主席陈际瓦感慨道。

大遗址所给予的惊喜和震撼，还远不止这些。在数天的调研过程中，调研组从考古现场走进博物馆，从博物馆移步到遗址公园，大遗址仿佛是一件尘封已久的宝藏，又如同一扇穿越时空的大门在徐徐打开：古人建筑的风貌、器物的匠心与精巧、文字的玄妙与占卜的奥义，先民的智慧一次又一次令调研组惊叹。

“大遗址传递出的历史信息之丰富，文化内涵之深刻，是一般文物无法比拟的。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刘奇葆副主席指出，要从厚植中华民族根脉的高度，来认识加强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重大意义。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明说：“大遗址能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古文明对今人的文化滋养。《论语》中孔子说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类文化不是天然就有的，是从历史中传承发展而来的。保护利用大遗址，就是要寻找历史的足迹，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挖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张宏志深表认同：“对大遗址的研究，让我们能搞清楚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中国古代遗址的挖掘，也能构建我们自己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话语体系。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具有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和经济社会价值。”

刘奇葆强调，加强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要求，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做好大遗址规划保护、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合理利用等各项工作，切实挖掘好、传承好、弘扬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遗址保护与城市规划如何衔接？

调研组的首站，选在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殷墟。去殷墟的路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始终留心观察着窗外的风景。与安阳主城区车水马龙的现代气息相较，踏入大遗址保护区殷墟时，他明显感受到了一丝荒凉，心中不免多了些许落差。

“殷墟是世界文化品牌，具有非凡的国际影响力。如果说主城区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生活中心的话，那么殷墟理应是文化中心、旅游中心、生态中心才是。但我们现在看到，殷墟的配套服务设施和它的文化地位不相匹配，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贺云翱说，“安阳的总体规划不应忘了殷墟，而应和主城区进行互动：大遗址分享主城区现代化发展成就，主城区分享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文化成就，二者互补均衡、互动发展。”

“大遗址保护和利用，要有定位有规划，要把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列入城市建设规划中来。”王世明说。

一路上，城市规划与大遗址保护和利用规划该如何衔接，不仅是各地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调研组始终关注的话题。

在开封，同样的瓶颈也在困扰着这座4100多年的古城。

“现在开封古城地下普遍埋有宋金、明代文化遗存。但现在古城地上还生活着22万人，我们已经采取了限高限深、疏解老城人口的措施，但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之间还是存在突出矛盾。”开封市委书记侯红说。

此时的开封细雨绵绵，边考察边听介绍的刘奇葆副主席停下脚步。他说：“对于大遗址保护而言，有两个规划非常重要：一个是城乡建设规划，一个是大遗址保护规划。对开封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做好这两个规划的统筹和衔接尤为重要。”

刘奇葆说：“老城疏解，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空间，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同时，大遗址保护也要合理规划，要突出重点，告诉大家什么地方是核心保护区、哪些遗址是保护的重点，什么地方能干什么，什么地方不能干什么，使得保护和利用更加明晰，更加科学合理。”

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玉珠，也同时强调了文物管理部门的责任。“大遗址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等特点，属地政府需要落实责任，文物管理部门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在开展工作时，要考虑地方主政部门面临的实际问题。制定的科学规划，既要满足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需要，也要服务于社会发展。”

“做到这些方面，‘统筹’二字至关重要。”陈际瓦说，“大遗址保护和利用，还涉及土地问题、补偿问题、税收问题、政策问题等，这些领域同样要进行衔接，这些问题仍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她说。

调研期间，刘奇葆副主席出席了两次座谈会，分别与河南、四川当地的财政、国土资源、住建、文化等部门进行深入交流，不时提问，详细了解各地在大遗址保护和利用中的实际情况。

百姓参与的积极性高吗？

为了更充分地了解地方情况，调研组还适时兵分两路，一路进行实地考察，一路与地方基层干部、群众展开交流。

在与当地老百姓的实际交谈中，全国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修福金对百姓的感受十分关注。

“在殷墟交流时，有居民反映，在纳入大遗址保护前后，他们的收入受到了一定影响。我们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把文化遗址给保护住了，但是他们的钱包却瘪了。这样，老百姓保护的积极性就不会高。”修福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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