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建立以前，是传说中著名的唐虞时代，这在传世和出土先秦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如《礼记•祭义》即简括云：虞、夏、商、周，天下之圣王也。[1]
《国语•鲁语上》也指出：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则追述唐虞时期的禅让史事说：尧有九子，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有七子，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2]
《孟子》也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3]
看来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唐虞时代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不仅如此，文献还传说唐虞亦即尧舜禹时代的都邑就在冀州的平阳。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和学术研究表明，古人的上述历史记忆是有根据的。尤其是近年来，在黄河中游地区发掘或发现了若干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这些古城不仅印证了文献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尤其尧舜禹时代，印证了这一时期关于鲧禹作城郭等传说，
那么当时的社会组织及其性质又是怎样的呢？学术界长期的主流看法是史前的军事民主制或部落联盟制。上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遗址代表的大量新资料的出土，不少学者又从早期文明探索的角度，按我国传统学术话语称唐虞联盟为“邦国”联盟或“方国”联盟，认为其时属于早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而该联盟的核心区域就在晋南，面积达280余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就是该联盟的中心都邑。这些应该说基本都言之成理，大体可成共识。本文认为须要进而指出的是，陶寺古城不仅是尧舜时期、而且是禹及其后益为共主时期联盟的中心都邑，甚至是启建立夏王朝初年的都城。下面谨就此问题与夏朝早期都邑的地理区位等作一些探讨。
苏秉琦先生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4]此说与传世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和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资料吻合。不仅如此，文献甚至传说尧舜禹都建都于晋南的“平阳”。如《左传》哀公六年所引《夏书》下杜预即注云：“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疏》云：“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 也。” 并引王肃云《左传》下文“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指的是夏初“太康时也”。可见尧舜禹均都冀州，乃前人认定的一致看法。此种由来已久的看法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印证。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地处晋南的陶寺遗址古城规模和规格的极其突出外，它在年代上也比新近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更合于文献关于尧舜禹时代的传说记载。[5] 平阳、蒲坂、安邑均远古著名都邑。平阳在春秋时为晋大夫羊舌氏邑，战国属韩，秦置县，治所在今临汾西南，应即今襄汾、临汾一带，陶寺古城应即其遗址；蒲坂，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设县，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安邑，春秋时晋卿魏氏之都邑，战国初期魏国都城，秦朝设县，治所在今夏县西北。“唐虞及夏同都冀州”，说明山西不仅为唐虞联盟的重心地域，而且也是禹族迁到黄河中游后，其早期的居息活动中心地域，而《正义》所云理水及贡赋开始之地的帝都，应就是陶寺古城。
那么又怎样理解《世本》所云“夏禹都阳城”的传说呢？
阳城一地，今人多从汉代宋衷说，以为在河南登封，但清人张澍考辨指出：澍按：《太平御览》引《世本》云，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此系宋衷注。《史记· 正义》、《汉地理志》并引《世本》云：“禹都阳城”。又按《地理志》以颍川阳城为禹都，非也，当以濮泽之阳城为是。盖尧舜皆都河东北，不居河南耳。[6]
按张澍辨明《太平御览》所引“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等语“系宋衷注”文，非《世本》原有之文字，非常重要；他又指出大禹所都之阳城，应与尧舜所都一样，都在河东北，不会在黄河以南，可谓甚是。王玉哲先生近年也针对登封说指出：
传说上的禹都阳城是否就在河南登封，清代学者陈逢衡于其所著《竹书纪年集证》中早就提出了异议。他说尧舜皆都河东，禹不应在河南。所以，他主张禹所居之阳城应当也在河东地区。[7]
是张澍、陈逢衡均认为阳城本在晋南，今晋南仍有阳城县，虽为中古以后地名，然而必有古史传说之深远背景。王玉哲先生赞成张、陈二氏的看法，并补证指出，禅让制下“历届部落联盟的前后首长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应当基本上是一地，或相去不远”，因而阳城不应远在大河以南；又引据王国维关于《说文》“唐”字古文作“啺”、铜器铭文中“成唐”就是“成汤”的研究成果，从文字学角度证明阳城之“阳”“也必有来于‘唐’之可能。那末，阳城就是唐城，而唐城当即周初唐叔所封之唐。”晋始封之唐地虽然历来说法纷纭，但主张在山西，则是基本一致的。王先生还进而考证指出，传说中禹父鲧所封之地崇的地望，也不在学界通常认为的河南嵩山一带，实指《禹贡》所述冀州的“岳阳”、“太岳”之“岳”，也就是位于山西的霍太山，而大河以南所有崇高、崇山、有崇等地名皆为以后从山西故地名层化而来。[8]
以上考论，很有道理，而“历届部落联盟的前后首长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应当基本上是一地”的观点尤其精辟，很有启发性。虽然王先生此意向尚未十分坚定，因而又有“或相去不远”的补充，但王先生未及看到或使用的陶寺古城遗址新的考古资料，已经为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提供了相当坚实的证据。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文献传说的“尧都平阳”亦即唐虞联盟“的前后首长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地，和“禹都阳城”仍是两地，而且是“相去不远”的两地。准此，我们就可比较圆满地解释《世本》的下述记载：
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9]
原来，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就是文献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而且是整个唐虞联盟和夏朝初期的都城；而阳城则是与盟的禹族的中心聚落，与之先后成为禹部落或族群中心邑聚的还有安邑或晋阳。中心聚落的历时性调整转移，反映了禹族势力在冀州地域的扩展变化。禹身兼禹族首领和尧舜联盟的“大臣”（即联盟领导机构成员），当其参与“朝”中亦即联盟中心的重要活动时，自然在平阳。而一旦其治水成功，受禅为联盟领导人亦即“天下”共主以后，平阳遂正式成为他的“治所”或曰“处理公共事务的所在”地。正因为如此，史传舜禹禅让之际，“禹避舜之子于阳城”[10]，《括地志》即云：“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非时久居也。”[11] 也就是从平阳暂回其自身族群的中心邑聚。同理，所谓“舜都蒲坂”，实际也只是舜部落或族群的聚居中心，而舜为联盟首领时，联盟的政治中心仍是平阳。禹都平阳，必是继承自舜，而舜则是承尧之后接着以平阳为都。《史记• 五帝本纪• 集解》引皇甫谧云：“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正义》引《括地志》：“平阳，今晋州城是也；潘，今妫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坂故城是也。”其中平阳、蒲坂均在山西境内，潘位于与山西相邻的今河北省西北部，其地也在上古冀州范围内。上已指出蒲坂实为舜部落或族群的中心聚落，非联盟的中心都邑，潘亦然；联盟的中心都邑仍为平阳。文献中尧、舜、禹皆有都平阳的记载，正是传说中三人相继为“天下”共主时均以平阳亦即今考古发现的陶寺古城为联盟中心都邑之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