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8日，恰逢“火烧圆明园”150周年，眼下园中正在举行多项展览与纪念活动，包括圆明园回归文物展、圆明园出土文物展、张宝成圆明园盛时全景巨幅绘画展等。而北京东郊的八里桥虽非热门景点，甚至游人罕至，但对于纪念圆明园的罹劫来说，却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10月5日，我第一次来到八里桥。这是桥名，也是地名，位于北京外围、通州近郊。如今，在地铁八通线上，它是通州北苑前面那一站。从地铁站东北口出来，往前走10几米，就可以看见通惠河上的那座桥。
北京此行，我最主要的目的是重游圆明园—今年恰逢“火烧圆明园”150周年，园中正在举行多项展览与纪念活动。不过为了避开国庆旅游高峰，我先去了八里桥。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八里桥那场“现代对古代”的屠戮，可以看作是圆明园大劫难的“序曲”。
八里桥的落日
八里桥地铁站的建筑极富现代感，特别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辉在金属曲面的屋顶上闪闪发光，看上去像三个簇新的巨大油罐。与之相对，落日辉映中的那座古桥就未免残破了一点。桥头简陋的石碑上，只在正面简单地写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永通桥及石道碑”（八里桥旧名永通桥），落款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一九八四年九月立”，没提它曾是著名的京城四桥之一，更没提它是著名的八里桥血战发生地—而这，正是我千里迢迢跑来寻访它的目的。作为近代中国一段难以接受的血泪创痛的见证，显然立碑的人们非常不愿意让自己也让路人记起这段“惨史”。在桥上，我给一位住在通州的朋友打电话，约晚饭，他很惊讶地问我：“你跑去八里桥干什么？”他说他在通州住了七八年，从没去过那里，也没想过要去那里，那只是每天进出北京上下班路上的一个车站。我笑笑，没多解释。
我注意到立碑的年份是1984年，而就在前一年9月，电影《火烧圆明园》在香港上映，旋即引进内地，引起轰动。李翰祥第一次在银幕上再现了八里桥血战，3000蒙古铁骑在英法联军枪炮的猛烈轰击下全军覆没的惨烈场景，极大地震动了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初二学生，并从此记住了通州八里桥这个名字。
然而当年的我是怀着质朴的民族情绪看这部电影和这段历史的，像很多人一样，如果不是因为蒙古骑兵强悍的自杀式冲锋所带来的视觉震撼，原本我对这段一味落后挨打、屈辱到极点的“晚清史”是毫无兴趣的，上历史课的时候都最好匆匆翻过那“难看”的一页。我想大多数男孩都更愿意沉浸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逝去的荣耀中，喜欢在世界地图上意淫式地想象怎样恢复成吉思汗的亚欧大帝国那无比辽阔的版图，而从来不去也没有能力去想一想究竟什么是“中国历史”。
八里桥与“京城四桥”中另一座名桥卢沟桥一样，都因“抗战”而闻名，但它如今的维护状况却与后者不可同日而语。整体看上去尚不算破旧，毕竟它现在还是一座可通行大小车辆的石桥，但观其细节，却处处都显露破败之象。50米长、16米宽的桥面两侧，是32块石栏板，据说原先板面上的雕刻“刀法流畅、粗犷有力”，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出像样的图形了。栏板上有望柱33对，每个望柱上都雕有石狮，其生动的形态早年是堪与著名的卢沟桥石狮媲美的，但现在一部分严重风化，面目模糊不清，一部分用水泥很粗糙地加以补砌，说破坏或许更确切些，还有一部分明显是近年重雕的，手法僵硬，韵味尽失。只有少数保存较好的石狮，每一个的面目与形态都各异，贵州文玩，尚可见当年雕工之细腻灵动。同为北京名桥，又同样是“抗战”之桥，八里桥与卢沟桥今日境况的差异，恐怕不仅仅是保护力度不同的问题，潜意识里大概也还涉及我们的历史观—卢沟桥唤起了“全民抗战”，并且最终战胜了日寇；八里桥却是一段百年屈辱的见证，其间败绩累累，几无可以称道的外战战果；两相比较，八里桥自然难以受人待见了。
从八里桥到圆明园，是地理上的一条路。正是因为八里桥的大败，清军精锐丧尽，通往北京的大门被彻底打开，清廷再也无力阻止以后发生的一切。有意思的是，如果今天我们坐八通线进京，在四惠换1号线，再到西单换4号线，抵达圆明园，隐约与当年英法联军的进军路线相合—联军攻克八里桥后，一路西进，进入北京城后曾一度想要攻占紫禁城，但出于种种考虑，终于决定绕过皇宫而直趋西北方的皇家园林，以劫掠和焚毁圆明园，作为对清廷和咸丰帝的严重警告。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条心理之路。不妨回到当时的一个传说。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直至攻占大沽炮台的过程中，曾有一些英国士兵以及为英军服役的印度士兵在运送辎重时被清军俘获。这些俘虏后被押解到清军统帅僧格林沁驻扎的八里桥，僧王要求他们下跪叩头求饶，印度兵当即照办得以活命，而布夫斯团的英国士兵莫伊斯因拒绝叩头最终被斩首。关于这个传说争议很大，早在英国医生芮尼（他当时在战后设立的英国驻北京使馆服务）1861年的日记中，就对此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莫伊斯不过是被俘后病死的，而“这个不幸的人，文玩，出自于他的第44团同胞的幻想，以及《泰晤士报》记者的追求煽情新闻，被任意受骗的英国大众相信是因为不向僧格林沁叩头而被斩首了”。（见《北京与北京人》P436-43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芮尼发出质疑的时间仅仅在战事结束之后一年，他应该是向不少当事人了解过实际情况的。当时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准确率与过往相比虽有突飞猛进的进步，以今天的标准看却还是很糟糕的，比如僧王爷就因为曾在第二次大沽战役中获胜，而被英法联军中的一些人认为其实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志愿者Sam Collinson（据说他曾参与爱尔兰独立运动），因为僧格林沁之名在英文中被拼为Seng Ko Lin Sen。莫伊斯斩首事件的可信度显然也高不到哪里去。然而芮尼的质疑根本无法推翻英国公众对此事件的“轻信”，除了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和那个年代的英国人对于自身“伟大光荣正确”的执念之外，还因为几乎与此同时，就在通州，以巴夏里为首的英法外交使团及《泰晤士报》记者共39人因谈判破裂（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觐见咸丰帝时是否要行跪拜礼）而被僧格林沁扣押。在电影《火烧圆明园》里，这段历史被戏剧性地表现为僧格林沁以蒙古摔跤术大败巴夏里的拳击，将其一个“大背包”摔进荷花池，让已经满怀屈辱的观众至此终于得以大出一口恶气。实际上僧王爷当然不会蠢到脱了衣服去跟一个“蛮夷”摔跤，但他确实不计后果地逮捕了整个外交使团，并将他们押送到圆明园，而且出于满清“天牢”那“中世纪”式的酷刑传统，其中17人最后被虐待致死，加上胜保早先残杀的3名人质，则整个英法使团竟然死了超过一半人。后来英法联军之所以焚毁圆明园，其中一个重要借口便是“被囚诸人，手足缚系，三日不进饮食，其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见格兰特将军公文，引自《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P262，姜鸣著，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可以想见，莫伊斯的传说与巴夏里使团的遭遇，在英国公众心目中极大地重合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其“可信度”。从通州和八里桥通向圆明园的一条心理上的“路线”， 也由此被建构起来。
圆明园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