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三大考古发现，引发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革命性变化。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使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走出的“疑古”学者们，看到了“释古”、“考古”的科学曙光，考古学自此在中国学术界成为显学。刘庆柱，便是这些学者中的一员。

考古学要解决历史深层次问题

记者：您如何定位考古学?

刘庆柱：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促使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发展为考古学。然而，考古学与“金石学”、“古器物学”在学科理论、方法和“终极目的”方面均不同。现在学术界和普通社会公众对考古学的理解往往停留于鉴宝阶段，肤浅地将考古学视为一门鉴定东西的学问，比较多地关注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什么时候的以及值多少钱。实际上，考古学并不止于鉴定东西，鉴定只是第一步。考古学上的鉴定，是要突破传统文献的局限，从古人留存的最原始材料中找到解密历史真实的钥匙。而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时代又是最关键的，因为任何事物离开时空都毫无意义。从长远看，考古学更应关注鉴定背后的事物。

在考古学家眼中，对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的“鉴定”，就是对其“时空”的研究，这是考古学的基础研究。所有的研究起点都要有支撑，，亦即站在哪里看事物。用现在的知识去认识过去，这是认识论基础。换句话说，要从已知到未知，不能从假设到假设。判断、解析任何一个考古发现，必须建立在已有的认识之上，这个认识必然来源于实践。因此，我认为，搞考古学的人必须要对现代社会有所了解，否则将很难认识古代社会。比如我做汉唐考古，虽然是“向后看”，但我是站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向后看。

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讲究起点问题。一般来说，时空距离越久远，人类认识的宽度越大，离得越近则认识越清楚，那么怎样才能对久远的东西认识清楚呢?这就是方法论问题。过去我们研究古代都城，首先关注的是其城墙分布，这无疑是必要的，因为这是都城“空间”的重要物化载体。但我更关心的，是都城里面的宫殿、宗庙等建筑遗址的形制与布局。宫殿、宗庙等“政治性”建筑的形制与布局，实际是其政治历史地位的反映;从某种角度来看，还与当时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直接相关。从先秦时代都城之中的宫殿与宗庙的“并列”，到秦汉时代及以后的以皇帝的“大朝正殿”为中心的“左祖右社”的平面布局，反映了古代历史从先秦时代的“王国”发展到秦汉及其以后的“帝国”时代，“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消彼长。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要解决历史深层次的问题。它不是鉴定、欣赏、把玩，也不是显示个人自我修养、身份地位和闲情逸致的东西。真正的考古发现的遗存，其“价值”体现在遗存自身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等方面，不能单纯地以“好坏”、“美丑”、“值多少钱”去衡量。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化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碳化农作物与陶片遗存等，可能不会有多少“收藏家”青睐与收藏，但它对考古学来说却很重要，因为它涉及的是人类历史的重大科学研究课题，解决了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记者：在您看来，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何关系?

刘庆柱：考古学和历史学就像双轮车的两轮，前者从近代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发展而来，后者更悠久。两者任务是一样的，都是研究人类历史，只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学主要通过考古发掘的遗存研究历史，历史学的主要研究资料来自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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