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历史不只是开窟造像的历史，也包括千百年来在石窟周围活动的人们保护石窟和生活的历史，七十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正在逐步揭示。

云冈石窟的考古发现从时间段上可分五次。一、1938年至1944年7年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现人文科学研究所)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率云冈石窟调查班在调查石窟的期间为了解石窟寺院的概况，曾对昙曜五窟窟前、第8窟与五华洞(第9窟-第13窟)前及窟顶部分台地上开探沟进行了发掘。在第9、10窟外辽金时期的铺砖下层可确认北魏时期的砌石和铺石遗构。北魏时在自然岩石的石面上，雕刻莲花纹、忍冬纹及联珠纹带的组合纹样，可知前庭曾存在某些殿堂式木构建筑。两窟之间有斜坡参拜道路。出土大量北魏和辽金时期的瓦片、陶器。1940年在第19窟前发现辽代的砖铺地面。清理了第20窟埋在土里的主尊坐佛的双腿，在洞窟外，发现了一层含有大量北魏瓦的黑土堆积。同年在西部山顶及第3窟山顶发现北魏寺庙遗址，在龙王庙附近发现了辽代寺庙遗址。二、1972年—1973年间，在云冈石窟加固维修工程中，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和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对第9、10窟前庭和前室上方平台进行了清理，再次清理了第9、10窟前基岩地面上的北魏雕刻图案，在前庭发现了与前壁平行的东西向方柱槽8个，圆柱础16个，和崖壁上的8个梁孔相对应是一座七开间的木构窟檐建筑遗迹。有的柱础打破了地面花纹，所以七间式窟檐的始建年代应在第9窟、10窟全部雕刻完成之后。于平台发现了6个排列有序的梁槽与瓦顶，与窟前地面的6个柱础(穴)遗迹相对应是一座五间窟檐建筑遗址，且与方柱槽之上的辽金时期砖铺地面一起应是同期建筑遗物，可能重建于辽代。同时在第12窟前壁列柱上方发现北魏石窟开凿时就存在的石雕庑殿式屋顶。但这次清理工作不很完整，也缺乏地层关系和对应的实物资料。三、1987年6—12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在石窟维修加固工程中，对第5窟山顶东侧小山谷西的一些附属小窟前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面积约300平方米。清理出一处辽代厅堂遗址、内有地灶、火炕的僧房遗迹和水池遗迹。四、为配合云冈石窟“八五”保护维修工程，1992年至199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云冈石窟窟前的地面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4000余平方米，清理出第20窟前石砌台基、石砌河坝遗迹，石窟窟顶东端的塔基遗址，另还有建筑遗址6处。有第3窟辽金建筑遗址、第9、10窟前北魏与辽金建筑遗址、第11窟至第13-4窟(又称无名窟)窟前辽金建筑遗址、第14窟至第20窟前北魏建筑遗址、第19窟前辽金建筑遗址。出土各类遗物约2000余件，有石雕造像、建筑构件、石器、陶器、瓷器、铁器、钱币等。其中石雕造像多为石窟崖壁崩塌下来的北魏遗物，雕刻的内容有佛、千佛、菩萨、弟子、力士、飞天、供养人及装饰图案等。这次发掘初步探明云冈石窟窟前建筑遗址发展脉络，再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面貌。其中第3窟遗址的发掘荣获“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五、为配合云冈石窟顶防渗水工程，200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和云冈石窟研究院对云冈石窟窟顶进行首次发掘，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发现东周、北魏、辽金和明清的遗址和灰坑，出土了一批石器、骨器、陶器和瓷器碎片以及建筑材料等。2010年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3600平方米。本次发掘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北魏辽金塔院式寺庙遗迹，出土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和少量石质佛像残片和供养人像残片。2011年又对云冈石窟5窟顶和6窟顶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发现又一处北魏辽金塔院式寺院遗址，以及辽金铸造工场，包括辽金铸造井台和30座熔铁炉遗迹。了解到北魏时期云冈寺院的布局，其中辽金铸造工场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铸造工场，对研究 《天工开物》和冶金铸造史以及宋辽金 “失蜡铸造法”都有重要价值，荣获 “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云冈石窟依照自然地形和石窟在崖面上分布情况划分为东部窟群、中部窟群和西部窟群三个区域，龙王庙沟是东部窟群与中部窟群区域的分界线。考古发现可分为窟前遗址和窟顶遗址二个大区域。

一、窟前遗址

1.东部窟群 第3窟窟内外遗址

第3窟窟外前庭、窟内前后室的基岩地面三者之间的高度并非在同一平面，地面到处是沟槽分割成矩形和圆形凸起的石块，或是取石后留下的矩形和圆形凹坑。两种现象分别是未揭起与已揭取石料的遗迹，说明石窟取石时先凿出环状沟槽后，再将整块石头撬起或由四周向中央剥落，从上向下取石开凿石窟(图1)。出土器物有佛足、石磨盘等石块坯料及大量北魏遗物，有日用陶器、磨光瓦、素面瓦、“万岁富贵”和“传祚无穷”瓦当等建筑材料，说明该窟开凿工程停止后可能成为一个生活场所。窟外前庭目前还没有发现北魏建筑遗痕，所以出土的零星瓦片，很可能来自于第3窟窟顶的北魏建筑遗址。

图1：第3窟后室东侧基岩地面方形石块分割及揭取遗迹

隋唐文化遗存主要是窟外前庭南缘石墙、东西窟门前的凸字形台基和一段扩展至窟门前台基的东西向石墙。石墙西向第4窟延伸，用不规整片石、石块垒砌而成。出土北魏磨光瓦片、方格纹陶片、乘象菩萨等石雕残件及唐玉璧底釉陶盏、隋五铢等遗物。由此推测，凸字形台基的修建时间应在隋或唐初。可证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记 “唐贞观十五年 (641)守臣重修”，应包括此处。

在窟内东前室出土了较多的辽代遗物，有瓷器、陶器、筒瓦、板瓦、兽面瓦当、花纹脊砖、深黄色琉璃瓦等建筑构件以及唐宋时期的各种货币等，文物堆积较厚，表明活动时间较长。这与《金碑》“辽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再修，天庆十年(1112)，赐大字额，咸雍五年(1069)，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1099)，委转运使提点，清宁六年(1060)，又委转运监修”记载相吻合。

在距窟外前庭北壁分别约为3、6米地面发现两排东西向前后对应的夯土柱基，南排现存6个，北排仅存1个，在两排夯土柱基最东端对应的位置也发现两个残破的方形石柱基。夯土遗迹打破了部分凸字形台基和扩展的东西向台基遗迹。另第3窟前室窟顶的二层平台呈长方形，其北侧靠近壁面的基岩地面上凿有10个东西向方形柱坑。南侧接近平台边缘的基岩地面上现存6个东西向的长方形梁槽，梁槽之间有一条东西向凹槽相连接。这6个梁槽可与基岩地面北侧的一排柱坑相对应。并且二层平台上的这两排建筑遗迹与前庭地面上的两排柱基夯土坑的位置也相对，推测这是一处面阔九间的窟前木结构建筑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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