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筑氏、冶氏、桃氏、岛氏、栗氏、段氏等等

追师的性质同于弁师,政治级别也同于开师。所不同的是追师执掌玉后及嫔妇首服,隶属于天官家宰,且有府的编制。六卿之中天官为首,卉师系掌管玉者及公侯首服,隶属于夏宫。制定《周礼》的人们作此安排,颇令人费解。

《周礼》规定追师“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玉二人、徒四人”。同时亦规定:“追师掌玉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等。为九嫔及外内命妇之首服,以待祭祀宾客、丧纪。共等经,亦如之。”

“追”在古代有琢制玉石之意。《诗经•大雅•减扑》篇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这里的“追”字即为琢磨雕刻的意思。玉后女官的冠冕首饰多采用玉来制作,如衡等,贵州文玩,是古代玉石首饰之一种,如今曰之玉管,用于紧发、柬发、系发,且垂直于发智的两旁,成为美的装饰。所谓“副、编、次”是三种不同发智的式样。“副”者纯粹为假髻,再配以玉石置于头上;“编”者是以假髻覆盖在真智之上;“次”者是以假发和真发混合编为发髻。这是根据玉后头发的多少和发型的需要而供选择的三种发式。追师除为玉后专门服务而外,还担负为宫廷嫔妃及内外命妇修治首饰的任务,同时亦供给丧租用物。追师所执掌的玉石饰品也具有相当的数量和规璜,它的职能范围也是以玉为主,而且都使用于重大的政治活动。我们从研究中国玉学的角度,理应将其视为古代的一个管玉机构

⑤廾人

廾人也是管玉之官,隶属于地官司徒,是当时的专职矿产部门。《周礼》规定计人的职级和编制为“中土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青四人、徒四十人。”同时《周礼》又规定计人的职能是:“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清楚地讲明什人负责掌握和管理各种矿物产地,设立藩界禁令,并指派专人予以守护,同时,对产地进行勘察测量,绘出矿产地图,督促开矿人员按时开采上贡。诗人还进行经常性的巡视检查,执行玉朝政府的禁令。

金、玉、锡、石是远古时期的主要矿产。《周礼》所讲的“金”是金属之意,在当时主要是指青铜器的原料铜和锡,黄金并不占主要地位。在这些矿产当中,玉的价值显然要贵重得多,道理很简单,玉的使用历史比金属要早得多,玉的经济价值比金属要高得多,玉的政治作用比其他金属要大得多。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我国古代玉石矿产的发现和开采比较早也比较多,历史上出现过一批拥有较高声誉的矿产基地。如《尚书》中所记载的雍州玉石、扬州瑶现、泅滨浮磐、雍州的珠琳琅干等等,已作千古流传的佳话。古代对这些矿产的管理非常严格,如有谁敢于触犯禁令,擅自触动了封地的地皮草木,便“罪死而不赦”。如有谁一旦闯入禁区,则左足跨进斩左足,右足跨进斩右足,这种管理方式已近乎严酷了。

总而言之,廾人也是一个无可非议的管玉机构。

⑥职金

职金隶属于秋官司寇,是专门配合计人加强矿产管理和开采征集的管理机构。

《周礼》曰:职金土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前八人、徒八十人。

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恶与其数量,揭而单之,入其金、锡于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则共其金版。飨诸侯,亦如之。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掌其令。

与前面介绍的几个专职管理部门相比,职金官阶属中等,但人数和编制要算最多,达到整100之数,可见其职能之重要和工作量之大。根据《周礼》的规定,开采部门将金、玉、锡、石、丹、青渚物以赋税的形式缴贡上来,则要有职金鉴别真伪、等级及其数量、价值,然后封存保管,贴签标记,再根据需要送到有关加玉部门。

职金和廾人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但彼此间分玉很明确。十人的主要任务是对地质矿藏“厉禁以守之”,是一个矿产保卫和保护部门。金玉之矿属国家所有,它的职责是禁止任意开采。职金的主要任务是征集、分类和分拨。国家和玉宫不断地需要金玉之货,那就要根据需要下达命令组织开采。职金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在组织开采的过程中发布和掌握征收的政令,对所征收到的矿产品,根据《周礼》的要求和政令的具体条文再行登记入账、鉴别和分类。

通常来说,这当中必须分出质地优良的、民间禁用的、宜藏至库的等等,再分别上缴到有关职能部门。金属铜锡之类,要分别送到制造武器及掌管金属器物的部门,如“筑氏”、“冶氏”、“桃氏”、“岛氏”、“栗氏”、“段氏”等等。玉石及丹砂、空青(药用及画色)则送交玉府内府等,再由这些部门按照《周礼》的规定去派作一定的用场。凡国家遇有重大事件须用金石之类,如盟会、祭祀等,其政令一概由职金掌理。

总之,在职金所掌管的范围之类,玉石属主要矿产,不但数量大,而且相当重要。

以上重点介绍了《周礼》关于国家机构当中六个专管玉器和玉石的职官及其职能概况。实际上按照《周礼》的规定,周玉朝拥有的涉玉机构多达二十多个,管玉官员及玉贾管徒人等已近千人,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从人员的分布情况来分析:在横向方面,所有涉玉机构及人员遍布六卿之属(冬官有玉人,但不属职官),也就是说遍布当时玉朝政府的所有重大部门;在纵向方面,上自宫廷权力中心的用玉政令发布,下至矿山的勘查和开采,无一不是以政府的名义直接管理和开发。这支庞大的管玉系统所操持的主要任务,都属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都是直接为政治统治服务。这些官府在政府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殊现象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周礼》一书本后人所撰,《周礼》中所说的这些职官是否真有其事?确实,如此庞大的机构实难一一考校。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商周时代所生产和实际使用的玉器总量是相当惊人的。如此规璜之巨的玉器产出,从原料采集到琢磨加玉,还要进行产品形制的管理,还要严格执行政治礼仪的禁令,这一套工作量是相当惊人的,它所涉及的管理领域是可想而知的。“三礼玉论”所说的众多管理项目确实是生产实践所必需,即使没有这些机构的名称,但这些事总是需要有人去做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三礼玉论”中关于管玉机构的设定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如若不然,古代国家对玉器的大量需求便失去了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