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佛经中相当重要的一部经典，约六千字，文玩，前后六译，译者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真谛、达摩笈多、玄奘、义净都是大翻译家，以408年鸠摩罗什译本最为流行。据统计，单鸠摩罗什译本的注疏就有65种之多。《金刚经》从南北朝时期就开始流行，敦煌文献中有《金刚经》及相关文献数量占全部敦煌文献的3％，约2000件，其中八世纪初建造的第217窟西壁龛顶绘有我国现存最早的金刚经变。而英藏敦煌绘画品S.P.2为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是中国印刷史上重要的实物，题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

唐玄宗推行儒、道、释三教并用政策，曾从三教的经典中各选取一部经典作注疏，儒家选《孝经》、道家选《道德经》、佛教选《金刚经》。735年唐玄宗在长安兴唐寺御注《金刚经》，大和六年（832）有人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出相关文字在该寺刻成《金刚经》碑，是书法史上一大事。书法家柳公权也在长庆四年（824）写有《金刚经》，敦煌文献中有拓本（P.4503），题记：“长庆四年四月六日，翰林侍书学士朝议郎行右补阙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

《金刚经》与《楞伽经》都是禅宗的重要文献。唐前期禅宗流行，北宗神秀的传法弟子普寂身份相当于国师，所以有许多弟子，舒州刺史孤独及（725-777）曾为禅宗第三祖隋代僧璨撰《舒州山谷寺觉寂（僧璨）塔铭》，云：“秀公传普寂，寂公之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景德传灯录》则云嗣法弟子有24人。739年，普寂卒，弟子四散，其中有一大弟子金般若来到敦煌传法，后因安史之乱滞留敦煌，S.2512《第七祖大照和尚寂灭日斋赞文》是金般若为纪念普寂去世而在敦煌举办斋会的发愿文，文称“伊洛明月，更挂三危”，即指禅宗在敦煌的流行。792-794年在拉萨举行的敦煌禅宗高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人莲花戒之间辩论记录《吐蕃僧诤记》中，摩诃衍自称“闻法已来，经五六十年”，794年上推55年正是普寂卒年，大约摩诃衍当年曾受教于普寂或到敦煌传教的普寂弟子金般若，所以八世纪后半叶的一些文献与壁画题材与禅宗在敦煌的流行有关。

《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载吴道子（约685—758）在兴唐寺画过金刚经变：“次南廊，吴画金刚经变及郗后等，并自题。”敦煌最早的金刚经变出现在盛唐第219、31窟。

217窟大致开凿于八世纪初，主室西壁龛顶壁画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二十世纪末，有学者注意到这是一铺金刚经变。画面南侧约缺三分之一，仅存正中说法图部分和北侧画面，北侧共计5个画面：

1、释迦为四众说法。位于画面最上方，画一佛结跏趺坐于莲花上，左手置于胸下，举右手说法，左手侧（画面北侧）二居士二比丘，右手侧二女居士二比丘尼，均合十胡跪。

2、舍卫城乞食。画一城楼，释迦左手托钵，赤脚，乘云而至城门外，身后4比丘随从，一女从城门处伸出双手（看不清手心是否有物，从手姿看似乎有），城门外一女合十而跪、一女合十曲身相迎。

莫高窟第217窟金刚经变乞食

3、还至本处。画释迦结跏趺坐，左手托钵，右手做说法状。

4、释迦洗足。画释迦坐在莲花上，双足下垂，双脚置于一方石上，左手抚膝，举右手做说法状，一比丘持水瓶（类似皮质水囊），一比丘端盆，二比丘合十而立。

莫高窟第217窟金刚经变洗足

5、画释迦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双手在胸前作转法轮印，存北侧4菩萨：一菩萨右手持花，，左手置胸前；一菩萨略呈交脚坐于莲台，手不持物；一供养菩萨合十跪在释迦下方；供养菩萨后面有一菩萨交脚坐于莲花座上，双手似不持物。大约正中说法图由一佛八菩萨组成。

上述5个画面是表示《金刚经》开头一句话：“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而后说法，相当于序分内容。

31窟约建造于八世纪中期，也就是天宝年间。南壁通壁画金刚经变，有10多个情节：

1、与比丘俱。一佛结跏趺坐说法，左侧六比丘、右侧七比丘听法。

2、舍卫乞食。一佛左手托钵乘云而下，文玩，身后一比丘随从，城门外一男子面对佛，跪献盘子。

3、为佛洗足。佛坐树下，左脚横在座位上，右脚放在盆中，一女蹲着为佛洗足。

4、须菩提问法。一佛结跏趺坐说法，右侧五比丘，其中一比丘跪着请问状，身后露出脚，左侧可见两身比丘，其余比丘无法辨识。

5、无余涅槃。池中有二条鱼、若干莲花，表示的经文可能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6、四罗汉果。四比丘禅定。

7、筏喻。一人坐在河中筏上，榜题完整：“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以上情节在南壁西侧，东侧还有许多情节有待确定，其中有：

8、受持诵读。一男子读经，四人听讲，表示的经文当是“当来之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9、歌利王本生。一穿黑色衣服的人左手握刀，前面有二人，僧俗难以确定，疑表示经文“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

唐前期只有上述2铺金刚经变，而在中唐（蕃占期间）112、135、154、236、240、359、361、369窟，晚唐18、85、138、143、144、145、147、150、156、198窟均有绘制，而五代以后不再绘制，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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