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古籍《周礼》中谈到:“以九职任万氏……五日百工,饬化八材”。关于“八材”,郑玄注“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表明在先秦时期,对象牙的加工和雕刻已形成独立的技术体系,成为取自动物身体的牙骨角类天然材料加了王艺的代表。通过河姆渡文化和殷墟妇好墓所出牙雕器,我们可以大略了解我国早期象牙雕刻艺术的风貌。唐代以前,牙雕已有线刻、浮雕、圆雕、镂雕等工艺,唐代又新创了象牙染色工艺。到宋代,象牙雕刻和多层次镂雕技术也取得长足的进步。
于硕象牙浅刻
象牙作为美观的天然材料,早在上古时期即为先民所爱重,从而施以雕琢刻镂,寄托审美的情趣,用来装饰生活、供奉神灵、标志阶级。这些牙雕工艺品作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载体,无论在那个国家或民族,初无二致。由于象牙具有财富和身份标识的属性,作为一种被上层统治者所占有的贵重物质资料,很早就发展出成熟的加工工艺,用于制作奢华的实用品和装饰品。
明代以前,各项牙雕工艺已发展成熟,这为明清牙雕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进入明代,随着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象牙的来源日渐拓展。象牙的消费阶层,在明代初年尚限于统治阶级上层,至明中后期已发展到富裕的市民阶级。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从业人员日益增多,都为接下来牙雕艺术鼎盛时期的来临,作好了充分的物质准备。明代牙雕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仙佛人像雕刻上,反映出当时宗教的世俗化演变和民间信仰的蓬勃兴旺。同时随着文人雕刻艺术的勃兴,牙雕也纳入文房雅玩的范畴,艺术品格得到显著提升。明代的宫廷牙雕虽然存在,但还没有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成就也不突出。清代的牙雕工艺则始终受到皇室的重视,使得清代牙雕形成宫廷和民间两大体系。清代民间牙雕艺术流派有南北之分,而宫廷牙雕则集和了各种风格中精细华美的一面,形成“精、细、雅、秀”的特色。晚清时期的牙雕大量外销,艺术上却逐渐衰落,尚备一格的是表现书画内容之象牙浅刻。
新中国成立后,牙雕作为能为国家换取外汇的“特种工艺”之一,文玩,得到国家轻工部门的扶植,形成了北京、南京、福州、广州几个生产中心,作品在题材和风貌上都和以往全然不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和国际上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象牙贸易被严格禁止,牙雕作为一个行业已不可能如历史上那样迅猛发展。
如上所述,综合考古材料、传世实物和文献记录来看,可以将中国牙雕艺术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明代以前、明清时期和现代三个阶段,而明清两代无疑是牙雕的高峰。上海博物馆的牙雕收藏大多为明清及近现代的制作,明代以前的作品为数很少。其品种略分为圆雕人像、陈设玩赏件、器具、符牌、佩饰几类,近代流行的象牙浅刻是吸收书画形式的个体化制作,与已往的牙雕有很大差别,宜自成一类。
用象牙制作圆雕人像,最早出现于东欧和西亚地区的早期人类文明,后逐渐发展。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雅典雕刻家菲迪亚斯利用黄金和象牙制作宙斯、雅典娜等神像,成就很高。9-10世纪拜占庭帝国兴盛时期的牙雕工艺也很发达,其牙雕人像多取圣经中的人物为题材,造型古朴静穆,刀法洗练生动。我国的牙雕人像有实物传世的,最早为明代的制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牙雕华严三圣(释迦牟尼、文殊、普贤)一度被认为是宋代的作品,后确定出于明代。
一些具有唐代风格的牙雕人像,其真实度也令人怀疑。不过据《武林旧事》所载,南宋宫中每逢七夕佳节,都会摆放牙雕摩喉罗(婴孩形人偶)作为祥物,高者可达三尺。结合雕刻工艺和造像艺术的水平来看,唐宋时期牙雕人像应该相当高明,或在今后能够得到发现。明代牙雕人像的主题有两大序列。一为供奉于神龛之尊像,主要是佛祖、观音、弥勒、文昌、关圣及一些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神祇,此外还有天主教基督、圣母、圣徒等圣像(明代后期福建漳州等地制作了不少供外销的天主教偶像,至今尚可在东南亚、中南美洲等地的教堂中见到)。另一类虽然也能够用作供像,但更多地是作为贺礼、寿礼而在市场中被消费的,主要是寿星、麻姑、八仙、魁星一类有着吉祥寓意的神话人物,其在室内摆放的地位,与其说是供奉,毋宁说是陈设。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牙雕以圆雕文昌坐像(图1)为代表。像高20厘米。所雕文昌帝君头戴乌纱帽,着团领补服,腰系玉带,袖手端居于虎皮坐墩上,面容丰满清朗,气度雍容。文昌帝君是民间信仰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是文曲星的人格化身。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盛行,对文昌帝君的奉祀普遍。除各地建立的以文昌为名的宫、阁、祠以外,不少书院、私塾、家学内都供奉有文昌神像或牌位。后者供奉的文昌像以漆木、金铜、陶瓷为多,牙雕之品也不少见,大多如此件一般,作中年文官像,与宫观中正式奉祀的文昌神像之捧圭垂绅的“帝君”形象并不相同。明代仙佛神像牙雕多出于福建。此件牙雕文昌像整体雕刻线条刚柔相济,衣纹简练而舒展,仪态含蓄温雅,与明代德化窑何朝宗所作人物瓷塑同一机杼,亦应是闽中雕刻风格的体现。
清代牙雕品种十分丰富,涵盖各种工艺品形制,雕刻手法也十分丰富。从雕刻手法上来说,明代的牙雕线条洗练而流畅,开相古朴明净,艺术品格较高。清代牙雕气局较小,缺乏超拔古逸之趣,但手法细腻精巧,是其长处。特别是粤式牙雕繁缛细腻的雕工,文玩,受到上自清官、外迄西洋各色人士的喜爱,通雕、茜色、镶嵌、编织等各类技法被广泛运用于实用和陈设器具的制作。清代牙雕人像除极少数按照宗教仪轨制作的偶像外(以密教造像为时代特色),多半是用作礼品和玩赏目的的陈设摆件,出现大量世俗题材的作品。
在上海博物馆藏品中,牙雕人像有罗汉、寿星、渔翁、仕女、文士及人物故事组合等,陈设玩赏件有山子、龙船、槎舟、楼阁、转心球、宝瓶、屏风、插屏、象生雕、整枝象牙通雕以及小玩件等。制作年代以清代为主,其下限至民国时期。逼真地表现各色蔬菜瓜果和虫介之属的象生牙雕在清末民初时期达到艺术的巅峰,这类作品综合运用圆雕、镂雕、拼镶、染色等技巧,造型准确,体物入微,形、色、神三者兼备,可说是牙雕中的“照相写实主义”之作,代表了当时民间象牙雕制工艺的极高水平。例如牙雕白菜草虫(图2),长25厘米,所雕白菜筋脉隐显,菜叶翻卷层叠,极自然之致。其上爬缀各色秋虫,如蟋蟀、蛐蛐、螳螂、蜈蚣、瓢虫之类,雕刻细人毫芒,觉其跃跃欲动,似有悉索之声。染色各随其类,变化之微妙一一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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