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收藏家对署了上款的书画抱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这直接影响着对书画的价值进行正确的判断。书画作品的下款(即作者自己的署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书画的上款(即接受书画人的称谓)也在书画鉴藏中起主要作用。

在书画上题注该书画接受者的名字，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如宋徽宗著名的瘦金体《千字文》卷末署“书赐童贯”，童贯为“宣和六贼”之一，说明这卷《千字文》是徽宗赏赐给这个大奸臣的。这种赐款可以说是上款的滥觞。元代开始，上款渐渐流行，称谓也随时代而变，从元代的直书其名，到明代的“某某年翁、社盟”，清代的“大人”，一直到近代的“先生”等，不一而足。

书画家送作品给友人，在宋元时多数还是“义务劳动”，不收钱的;明代以降，书画作为商品进行买卖逐渐盛行，有的人为了附庸风雅，会在买画时向艺术家要求署上款，文玩，即自己的名字，以示自己与艺术家的关系。而到今天，也还有收藏者有这个喜好。

在古代，贵州文玩，有上款的字画价值比不上不带上款的，文玩，今日亦然。一般来说，在家中悬挂写有别人名字的东西，感觉总有些别扭。于是，一些人在出手字画时，就让裱工将上款挖去。也有后人出售先人藏品，为免闲话将上款割舍的，这种习惯也是与今同理，不论是为求高价还是怕惹人闲话，将上款挖掉是很多人在出售家藏字画时的“习惯动作”。在当今拍卖会上，以黎雄才、关山月二老的画作为例，不带上款的普遍比有上款者贵三分之一左右。

不过，近年一些名人上款的书画却屡屡创下高价。究其原因，多与上款人的名气有很大关系。上款若是送给名人，作品也多数是经意之作，而且表示“采头”好，价自然就上去了。在收藏者的心目中，“上款”即是“采源”的保证，倘若自己收有一件经名人藏过的作品，则心理上自有莫大的满足。其实，作赝品者也往往打“上款”的主意。广州嘉德去年拍过白云起书画专场获得成功后，不久广州市面上就出现托名“云起同志”上款的假画，可见作假者心灵之巧。更有个别有心计者，先将自己装扮成收藏家，吹嘘与名家数十年老友，然后将有自己上款的伪作出售以图利，这些伎俩都是看“上款”时不可不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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