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连年战争，社会动荡，加上在政治上分裂割据，南北方在经济发展上很不平衡。因此，铜镜的形制、纹饰和铸造工艺，在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中，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公元三世纪，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为曹魏政权所控制，东汉末年受战乱破坏的铜镜铸造业，基本得到了恢复，曹魏政权尚方工官中，担任铜镜制作的是右尚方。《通典》记载：“……汉末分尚方为中左右尚方，魏晋因之。”传世铜镜铭文中有：“右尚方师作竟清且明”，可知魏晋的三尚方中，右尚方是掌管铸镜的机构。这时北方的制镜中心是洛阳，铸造的铜镜多是延续东汉以来旧的镜式。但与东汉相比，铜镜的花纹已趋向简单、变形。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北方由于铜料不足，铁镜开始流行。有的铁镜十分华丽，用金银错出花纹。《太平御览》转引“魏武帝上杂物疏”记载，曹操送给汉献帝的物品中就有错金银的铁镜。

此时，南方长江、汉水流域比较安定。吴国的铜镜铸造业不断发展。铜镜的铸造中心主要有三个：会稽郡的山阴(今浙江省绍兴);江夏郡的武昌(今河北省鄂城);吴郡(今江苏省苏州)。铸造的铜镜比北方镜花纹纤细、复杂。主要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多采用浮雕手法，形象生动。

四世纪和五世纪，文玩，北方经过“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铜镜铸造业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南方，这时仍流行神兽镜、画像镜、夔凤纹镜，但铸工不精，质量下降。公元六世纪，北方铸镜业仍未恢复。南方铜镜铸造也大为衰退，镜体小，质薄，铸工低劣，至纯天珠，花纹草率，和吴镜相比，可以说是面目全非。铸镜业的衰退，与铜原料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铜荒到了隋唐时期才好转。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在许多方面对日本的铜镜铸造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反映了中国的铜镜输送到日的情况。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遣使来到中国魏朝，贵州文玩，曹魏统治者赠送女王卑弥呼的物品中有“铜镜百枚”。这时，南方吴镜也被舶载到日本，日本发现的许多神兽镜和画像镜，其形制、纹饰和吴镜相同，即是证明。

另外，日本古坟(主要是公元四世纪的前期古坟)中出土了大量被日本学者高桥健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此种镜镜缘隆起，尖顶，断面呈三角形的神兽镜。在中国，不论南方和北方，根本不存在三角缘神兽镜，因此，它们的产地不可能在中国。由于它的形制、花纹与中国南方的吴镜相似，所以，中国学者王仲殊断定三角缘神兽镜是东渡日本的吴国工匠在日本制作的。

作者丁孟: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器物部副主任兼金石组组长，硕士生导师，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中国青铜器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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