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作品草书《平安帖》
中国的“书圣”王羲之虽无真迹传世，但千百年来国人却一直从他书作的摹本和刻本中，汲取着无尽的精神和艺术滋养。尤其是历经千年的王书唐宋古摹本，由于较为全面地承载了原作的各种信息，历来受到极度的珍视与推崇，是当之无愧的民族文化瑰宝。
嘉德公司今年征得清宫旧藏王羲之草书《平安帖》，将于秋拍隆重推出。此帖清亡后如神龙潜踪，杳无消息。徐邦达先生等极少数有缘人曾窥见真容。此次它的公开面世，将在人们已熟知的二王书法经典中再添一件重器。这是中国书法界、艺术史研究界和书画收藏界的大事。
一、《平安帖》的作者
草书《平安帖》共四行四十一字，无作者名款。历史上大多数人认为是王羲之所书。
第一眼见到它的图像，我马上联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反复临摹过的《十七帖》。《十七帖》是唐太宗御府所藏的一卷王羲之尺牍，共有二十九札。其风格含蓄凝重，历来公认为羲之成熟期的今草代表作。太宗曾命解无畏勾勒一卷充作弘文馆的“馆本”，这卷“馆本”后被人刻石，宋拓藏上海图书馆。另有其中二札的古摹本——《游目帖》和《远宦帖》，分别藏于日本私人(闻二战已毁)和台北故宫。
现在，我们拿宋拓《十七帖》、古摹《游目帖》、《远宦帖》照片与嘉德这件《平安帖》并几而观，四者虽然质地不同，摹手的笔性与水平有异，但很明显地，它们的底本，都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年龄阶段所书写的——不仅书体相同，风格相同，连具体字的体势与使转也如出一辙。这种对比研究，对于我们确认《平安帖》的作者，进而确立《平安帖》在书法史上的位置，十分必要。
至于宋人姜夔《绛帖平》谓此帖为“子敬(王献之)书”的观点，我们已不能详其依据。要之，“二王”虽为父子，然字势与笔路都大不一样。所谓“羲之内擫，献之外拓”，书史早有定论。试以《十二月割至》、《鸭头丸》等献之名帖与《平安帖》并观，此理至明。
二、《平安帖》的艺术地位
北宋《宣和书谱》记载御府所藏二百四十三件王羲之法书中，就有草书《平安帖》一件(另有同名行书一件，摹本今藏台北故宫)。北宋潘师旦刻《绛帖》二十卷，亦收入王羲之《告姜道帖》(《平安帖》之别名，即姜夔指为献之书者)。南宋《澄清堂帖》亦刻入《告姜道帖》。以上三种重要著录，表明了早在宋代，《平安帖》在公、私鉴藏家心目中已经具有的显赫位置。
我所见澄清堂刻本《告姜道帖》有九行七十五字。今嘉德所征《平安帖》，当是佚失了后五行的一个半截摹本。但由于它是墨迹，价值非刻帖可比，故文征明当年得到之后，还是十分珍重地将其刻入了自己“主编”，儿子文彭、文嘉摹勒的《停云馆帖》。《停云馆帖》是明代顶级刻帖之一，内容、摹勒皆极精审，当时即已风行。后来帖石由长洲文氏先后转归寒山赵氏、武进刘氏、常熟钱氏、镇洋毕氏、桐乡冯氏等，都曾大量传拓行世，对明清两代书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平安帖》也就随之名满士林，成为习书者非常熟悉的羲之草书经典。逮至晚明，董其昌刻《戏鸿堂帖》，据澄清堂本摹勒了《告姜道帖》。稍后的陈瓛刻《玉烟堂帖》亦然。这两部刻帖影响亦极广大，客观上更增加了《平安帖》的普及程度。由此可知，清乾隆帝得到《平安帖》后，将其著录于《石渠宝笈》，并欣喜地题赞“可亚《时晴帖》”，绝对不是偶然的。
可惜的是，乾隆帝获此帖的时间大约很晚，加题时已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集内府法书之大成的御刻《三希堂帖》、《墨妙轩帖》早已完成，《平安帖》遂无缘跻身清宫刻帖之荣耀。此后不知何时，它流出宫廷，“隐居”人间，又错过了照相术昌明后百余年来的“出版大潮”，各种影印王羲之法书图录中皆不见其踪影。难怪今人骤见鸿宝，颇觉眼生。作为艺术史研究者，我们有责任阐明它在历史上的巍巍地位与赫赫声闻。
那么，就这件古摹本本身而论，它的艺术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粗略言之，王羲之法书传世临摹本可分三个档次：
1. 极品。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姨母帖》、《初月帖》，日本宫内厅藏《丧乱•二谢•得示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台北故宫藏《平安•何如•奉橘帖》等。皆属“大开门”的唐摹精品，形神兼备，仅“下真迹一等”。
2. 上品。如台北故宫藏《快雪时晴帖》、《远宦帖》，天津博物馆藏《寒切帖》、《干呕帖》，上海博物馆藏《上虞帖》等。时代在唐宋之间，钩摹技术较之上述“极品”略逊一筹，但摹写认真，忠实原作，故仍不失为艺林至宝。
3.下品。如台北故宫藏《大道帖》，北京故宫藏《雨后帖》等。多出宋人之手，临写以意为之。笔法或有精窳之分，然原作形貌保存甚少。仅可作为研究王字流传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已。
“对号入座”一下，嘉德这件《平安帖》，理应归入“上品”之列。乾隆皇帝说它“可亚《时晴帖》”，徐邦达先生说它“勾摹水平，大略相等于今见之《上虞》、《干呕》二帖”，都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具体。至于《快雪时晴帖》、《上虞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大家检书即知，这里就不多谈了。
宋代大书家米芾以善于临摹古法帖著称，自称“集古字”。然传为其摹古之作，如王羲之《大道帖》，王献之《中秋帖》、《新埭帖》等，皆带有很强的米氏个人风格，虽然笔精墨妙，但从保存“二王”原味的角度看，实不足取。《平安帖》的摹手，论技法当然不是米芾的对手。他运笔不够圆熟潇洒，偶尔还有败笔;写不到位之处，只好勾描救正。这就是徐邦达先生所评“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但他的好处，第一是老老实实，忠实原作。明人孙鑛说，第二行“情”字没写末一点，很可能是原作那里有个窟窿，摹手就不敢添出;如果换了米芾，无疑会随手补上(详见下节引《<书画跋>跋》)。第二是笔端有股“生拙之气”，恰与羲之那不合时宜的“魏晋风度”相合拍，与今草初创阶段的实际状况合拍。孙鑛、吴其贞、安岐等著录家定此帖为“唐人临”或“唐摹”，未必有什么实据，可能就是味出了了这点儿“古趣”吧。孙氏将此帖与《停云馆帖》拓本对比，指出：“字形与此刻(拓本)相似，而笔圆墨净。其使转之妙亦非石所能传。然却有不到处、率意处，不若石之完善。末一‘定’字绝有势，此刻原不及也。”信为知味者之言。王羲之书法是中国古代美学的杰出代表，“不完善”中恰具“不传之妙”。此帖的艺术价值，主要就靠这点千金难买的“原汁原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