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风暴乍起的1966年,中国美术界遭遇到了大规模的冲击。1966年7月1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第3版的《周扬的“自由化”毒化了中央美术学院》,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批判美术界的文章。在那个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第一个被公开批判的“黑画家”——黄胄
第一个被公开批判的“黑画家”——黄胄
1966年7月28日,《解放军报》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发表了《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一文。黄胄成了全国美术界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画家。
黄胄这一年41岁,在军队系统的军事博物馆工作。他擅长人物画和动物,尤以画驴而著称,在画界一直有“驴贩子”之戏称。
黄胄在美术界率先被批,主要因为他与邓拓关系密切。50 年代后期,邓拓因屡次受到最高领袖批评,遂从《人民日报》总编辑位置调至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之一,负责文教方面的领导工作。60年代初以来,邓拓在撰写说古论今的《燕山夜话》杂文之余,与书画家开始频繁往来。“文革”初起之时,邓拓及“三家村”首当其冲,猛烈讨伐铺天盖地。在此情形下,黄胄自然成了军队文化界众矢之的。
读黄胄之妻郑闻慧回忆录《炎黄痴子》,可以感受到黄胄夫妇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的艰难处境:
到了1966年的5月份,气氛更不对了。报上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邓拓也可能由于文章不够严肃吧!而且要黄胄交待和邓拓的关系,我就更不理解了。黄胄断断续续地说出他和邓拓什么时候到琉璃厂,买过什么字画,看过什么字画,到过什么地方,并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交上去。可别人说他不老实,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搞成一本烂豆腐账,还说他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创作组经常来家训斥他。这时我们家笼罩着一片阴影,黄胄满脸愁容,一点笑意都没有。
到了6月份,情况就更加不妙了,邓拓上升为敌我矛盾,院子里开始贴了黄胄的大字报,说他和邓拓是一丘之貉,要他交待,而且天天要他去开会。回到家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抽烟,叫门他只哼一声,他谁也不见了。
郑闻慧回忆,《解放军报》发表批判文章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广播了文章内容。她这样写当天的细节:
7月28日,院子里高音喇叭播送当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突然广播出“打倒三家村的反革命黑驴贩子黄胄”。我听到后,吓得两腿不由自主地发抖。可我只是害怕,还自己安慰自已,黄胄是个小人物,不可能在中央的电台上广播,这不是真的。所以我特别想看看报纸上登的黄胄的罪行到底是什么。我向别人借报纸,别人说我是装蒜。后来有人问我:你听了广播有什么感想?我说嗡嗡的听不清,我很想看看到底黄胄的罪行是什么。他们请示了组织,给我找了一份7月28日的《解放军报》,并说快看,最多不能超过半小时。我接过报纸一看,天哪!真了不得,通版黑体字的大字标题是:《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胄的反革命嘴脸》。我一面看一面手脚打哆嗦,看着看着一下子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擦了一遍又一遍,愈看愈糊涂。直到收报纸的人来催我,头脑才清醒了一点儿。
《解放军报》的批判长文约八千字,占了一个整版。作者署名“韩卫东”,估计是笔名,取“捍卫毛泽东思想”之义。“编者按”中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揭露了邓拓反革命黑帮,也揪出了他们的走狗黄胄,清除了‘三家村’藏在我军美术工作队伍里的一条毒虫。”火药味之强烈,言辞之犀利,如今读来恍若隔世。
一个多月后的9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报刊批判摘编”中,摘发了《解放军报》的这篇批判长文,摘编文字与原作相比做了多处修改。兹转引《人民日报》刊发的部分文字如下:
黄胄画得最多的是“毛驴”和“少女”。他企图用那些游手好闲、飞眼吊膀的丑恶形象,来代替我们社会主义勤劳勇敢、朴实健康的各族劳动人民和革命战士;用那些歌舞、绣花、梳洗、喂奶等个人身边琐事,来排斥我们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用剥削阶级色情、颓废、甚至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来对抗无产阶级崇高、豪迈、意气风发的革命感情。这个“文化奸商”对革命工作毫无感情,对他的主子邓拓却拼命巴结,曲意奉承。这个“驴贩子”的毛驴,不为革命驮公粮,只为反革命运黑货。
一个画家,即便性情爽朗豁达如黄胄者,做梦也不会想到事情忽然间到了这个地步。
当然,这不会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自黄胄被点名批判之日起,“黑画家”这个特定时期的特殊称谓,开始广为人知,并将陆续戴在更多艺术家的头上。
叶浅予
叶浅予被打
1966年8月23日,中央美院的校园里,叶浅予、罗工柳、黄永玉三名教授,集体被批斗,并被打得浑身鲜血淋淋。这是风暴到来之后,中央美院第一次出现的极端行为。
叶浅予时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早年他以漫画走进画坛。20年代后期他主编《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等刊物,培养了丁聪、黄苗子等画家。
据叶浅予回忆,在“文革”初的大批判中,他被说成是国画界的“祖师爷”、“南霸天”、“不倒翁”,因抗战期间,他曾领导一批画家参加盟军的抗日宣传,又被打成“美帝国主义特务”。对其作品的批判五花八门。譬如 1953年创作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画面上各族代表依偎在毛泽东身边,被说成是“牛鬼蛇神包围毛主席”; 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正好此年他创作过一幅《印度献花舞》,上面钤了一个题为“寄情”的印章,便被说成对敌人充满感情。
得感谢红卫兵的命令——每星期叶浅予必须上交一次日记,名曰《改造日记》,他连续写了两年。令他欣慰的是,1981年,上交的《改造日记》退还,使他80年代撰写回忆录有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1966年8月23日,挨打之后的叶浅予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我面临的这场风暴,对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教育。我的罪行激怒了群众,挨了打,但群众仍然是有分寸的。
叶浅予笔下的人物
叶浅予回忆说,那天一起挨打的是:叶浅予、罗工柳、黄永玉。三人分属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批斗地点在“黑画展览”会场。他这样回忆批斗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