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碑林所藏有年代可考的碑刻中，《仓颉庙碑》（图1）年代最早，系东汉延熹五年（162年）衙县（今陕西白水县东北）令孙羡奉左冯翊太守刘明府之命，为传说中汉字的创始者仓颉立祠刊石。此碑呈圭形，有穿，高147厘米，宽79厘米，4面均刻文字。正面碑文24行，因下部剥蚀已甚，行字不计。碑阴文字分上下两列，每列24行。左侧分4列，每列6行。右侧分3列，第一列6行，第二列5行，第三列4行。此碑风化剥落严重，已很难句读。据残存文字判断，正面碑文是对仓颉造字之功的颂赞及对刘明府德政的赞誉；碑之左侧记孙羡仕途经历及迁衙令后立祠刊石之缘由；左侧所余部分及碑阴并右侧，则刻其掾属的姓名、籍贯和出钱数。所有文字均为隶书，似出于一人之手。另外，碑阳额穿右侧有东汉人题字5行，隶书；左侧有宋人题字5行，楷书。
《仓颉庙碑》刻立后，应该一直在原址未动。1975年移藏西安碑林之前，碑仍在白水县史官村（即汉代衙县县治所在）仓颉庙旧址。宋代时，此碑便为金石学家所重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均有著录。王昶《金石萃编》录有该碑残存碑文，而在该碑条下之按语中，王昶还讲了乾隆年间他在陕为官时（曾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亲历的一件事，反映了当年此碑之境况，不妨抄录如下：
按碑在白水县之史官村。昶在西安，闻其横卧土中，虑其日久断毁，因嘱属县顾令，以牛车辇置学宫。久而未报，适令复至，问以故，则云：碑在野田时，屡奉上檄摹拓为苦，若移至儒学，恐索者益众，不能悉应所求。因言县官及乡民，皆以古碑为累。盖僻县无善拓者，必于省城延访能手，厚其工值。下乡又需差役同往，官虽给以日用，而人数既多，势必占住民居，骚扰百姓，于蔬果则强取之，鸡豚则抑价以买之。且碑为风沙所积，须加洗拭方可椎拓。拓时须避风雨，必俟天晴，竟有迟至三四日始得一纸者。上官诛求不已，而地方重受其困，故乡民见有古碑，辄相掊击，而官吏诿为不知也。
看来，《仓颉庙碑》所以剥泐如斯，不仅有自然因素，还有人为因素。附庸风雅的官僚不断索要拓本而椎拓不止，不堪其扰、“以古碑为累”的百姓“掊击”以泄愤，更可能是此碑石面大片剥落的直接原因。
《仓颉庙碑》现仅存200余字，且多笔画残缺者，所以很少有人对它从书法角度进行研究。其实，从左右碑侧较清晰的字迹看，该碑隶书颇秀美清逸，若不是剥蚀如此，或许也会像《曹全碑》一样，被视为临习汉隶书法的范本吧。
《曹全碑》
在全国现有汉碑中，《曹全碑》（图2）无疑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明万历初年它才出土于陕西合阳县莘里村（汉时郃阳县故城所在），而且很可能在刻成后不久就被埋没于地下，所以出土时一字未损，笔画清晰，宛如新刻，与通常所见汉碑残断斑驳之面目判若天壤。它沉睡于地下1000多年，躲过了自然的风霜雨雪，也躲过了人间的战火兵戈。此碑出土后不久便移至合阳县城文庙中，迄今又有400多年，其间康熙十一年（1672年）碑身断裂，加之椎拓过多，字画已有残损。1956年移藏西安碑林。
《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是郃阳县令曹全的门生故吏为其刻立的颂德之碑。碑为长方形，高272厘米，宽95厘米。无额，无题，正面碑文20行，行45字，隶书。碑阴分5列刻故吏及三老、义士57人的姓名、官职和出钱数目，每列行、字数不等，隶书。碑文记述曹全生平经历，与东汉末年历史事件多有涉及，如建宁二年（170年）征讨疏勒之役，中平元年郃阳县民郭家等起义响应黄巾军等，可与史籍相印证，并补其缺佚。而碑阴题名皆郡县诸曹掾史，这多达57人的“花名册”，又是研究东汉官制尤其是郡县佐吏的重要参考。
当然，《曹全碑》所以著名主要还在于它的书法。在汉代书法名碑中，《曹全碑》以秀润典丽见称。康有为曾将汉碑隶书按风格分为八类，它属“秀韵”一类（《广艺舟双楫》）。其隶书平和简静，柔中藏刚，行笔放中有收，精气内含，是韵与力的统一。而且此碑刻工精良，能将书法原作的韵致固化在石头之上，观之如睹墨迹，毫芒毕现。清人孙承泽评此碑曰：“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庚子销夏记》）郭宗昌则把此碑比作诗中的建安七子，隶书中的《兰亭序》（《金石史》）。总之，在后世眼中，《曹全碑》是汉碑隶书中最秀美的。汉碑隶书风格多样，如《乙暎碑》之沉厚肃穆，《礼器碑》之古朴端庄，《张迁碑》之方整尔雅。这种风格多样化的出现，正好从一个侧面证明，作为艺术的书法，即书写者有风格追求而欣赏者有评价标准，这在东汉时期已经成熟。
《仙人唐公房碑》
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恐怕无人不知，然而要探究其出处，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个故事见于多种古籍，晋人张华《博物志》云：“城固县壻乡有唐公昉得道，鸡犬皆升仙，惟以鼠有恶，不得去。”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记稍详：“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唐君字公房，成固人也，学道得仙，入云台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鸡鸣天上，狗吠云中，以鼠恶留之……百姓为之立庙于其处，刊石立碑，表述灵异。”此外，晋人葛洪《神仙传》、常璩《华阳国志》也有记述，内容大同小异。相比之下，记述最早最详的，是现藏碑林的《仙人唐公房碑》（图3），而且很可能是这个故事的“原版”。
此碑是汉中太守郭芝重修唐公房庙的记事碑，碑文中有“躬损奉钱，倡率群义，缮广斯庙”等句，但未见刻立年月，应是在东汉晚期道教初兴之时。碑圆首方座，高202厘米，宽67厘米，有穿，有晕。正面碑文17行，行31字，隶书。在碑晕内侧，有额题“仙人唐君之碑”6字，篆书。碑阴有题名15行，行字不等，隶书。按碑文所记，在西汉末王莽当政的居摄二年（公元7年），身为郡吏的唐公房偶遇真人，相约智谷口山上，食真人所授神药，遂能“移意万里，知鸟兽言语”。其家距郡城700余里，他“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郡惊焉”，被太守“徙为御吏”。后太守欲从其学道而未果，迁怒于他，派人去捉拿他的妻子。唐公房急忙到谷口向其师求救，其师随他回家，给他和妻子服药，让他们升天。可是他妻子舍不得家，不愿离去。其师又将药涂在屋柱上，并给牛马六畜饮药，“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房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唐公房不仅自己成仙升天，，还能德佑故乡，“故使智乡春夏毋蚊蚋，秋冬鲜繁霜，疠蛊不遐，去其螟”，难怪故乡百姓为他建祠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