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天下——国父广州蒙难罕见史料
安天下——国父广州蒙难罕见史料
概述
鳞爪者，片麟只爪，存之点滴也。我们今日有幸目睹的这一批史料，得益于时任孙中山秘书林直勉先生的旧藏，而他作为“广州蒙难”事件亲历者，将自己珍藏的这一批档案以“史料之鳞爪”冠名，可谓贴切。
林直勉先生在其回忆文章《史料之鳞爪后》当中提到：“(余部)间道赴香港，另图讨贼，濒行，于夜深，将文件暗碎江中，只留单据，先集于报章，由沙面寄港，辗转流至余寓，展读之，文玩，尤足令人慨然悲愤。”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除了我们如今所见的这批史料，其他所有关于孙中山先生亲历“永丰舰事件”的档案文献以及第一手材料已不存于世，此二册堪称研究孙中山与“永丰舰事件”的孤本文献，价值不可小觑。早在1930年，本批文档即被视为珍贵文物在广州第一次文物展览会展出，后辗转由日本友人木村禧一收藏;1985年，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影印出版其中部分原稿。
本批文献涵盖孙中山先生1922年“广州蒙难”期间，于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指挥戡乱时，与众亲随及各军舰长官、副官之间往还之军令请示、军费批示、行动命令等，涉及人物繁多，其时广州都督胡汉民、陆军次长程潜、海防司令陈策、永丰舰长冯肇宪、楚豫舰长招桂章、福安舰长林若时、舞凤舰长袁良骅、永翔舰长丁培龙、同安舰长欧阳琳、豫章舰长欧阳格、广海舰长黎鉅镠、广金舰长陈锡乾以及国父亲随蒋介石、居正、马伯鳞、陈群、黄骚等人皆在其中，共百八十纸，合为二册，上册为孙文亲批手令，下册为往还单据，卷帙浩繁，文玩，内容累硕，保存完整，前有陈达夫先生题签“史料之鳞爪”，后有亲历者蔡廷锴、胡汉民、胡文灿十数年后之慨然观感。
祸起萧墙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三点，在中国广州城内，粤系军阀陈炯明授意其部下粤军总指挥叶举、粤军司令杨坤如、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等率军四千余人，包围并炮击观音山粤秀楼总统官邸，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国的军事政变，他们所要驱逐的对象，正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同盟会领袖，时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根据林直勉先生《史料之鳞爪后》中之观点，粤军“逼宫”，旨在迫使孙文下野，而并非击杀，加之粤军中有军官提前向海防司令陈策通报，故孙中山得以于事变前两小时由总统府安全撤离，登上泊于珠江的永翔舰。6月17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并于之后率海军戡乱，漂泊于珠江水面上五十余天。这一历史事件被后人称为孙中山“永丰舰事件”、“广州蒙难事件”或“六·一六事变”。
拨开陈炯明兵变的表象，导致陈、孙反目之根本原因，当是二人在主义上的分歧，以及革命军队指挥权之纷争。作为护法运动的革命功臣，陈炯明虽为武官，却一直坚持“保境息民”的政策。1920年，陈炯明按孙中山指示，率粤军由福建回师广东收复广州，并邀请孙中山、伍廷芳等由沪返粤主政。其后，孙中山将粤军改编为其直辖，这在粤军中、高层将领阶层造成了极大震动，也为广大粤军官兵其后的反孙拥陈埋下了伏笔。此外，当时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与陈炯明的政治主张相符合，也是导致孙、陈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联省自治”是倡导效仿美利坚式的联邦制政体，最早由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提出。1920年7月，由湖南督军谭延闿率先响应，主张“还政于民”、“湘人治湘”，并通电全国，而后响应者甚众，奉、桂、粤、赣、云、贵、川、滇等多路军阀纷纷表示支持，广东陈炯明亦在其列。而孙中山则认为，只有依靠武力打倒军阀及其背后列强，统一全国后分权以县制，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推动民主，所以保留军阀，仅靠联省自治，是无法达到目的，联省自治只是倒果为因之举。之后，1922年夏，孙中山于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欲西进江西，而陈炯明则主张“暂缓军事”、“先立省宪”，在财力与军力上均不予支持，使得二人争执再起，加之其后的“邓铿遇刺事件”为导火索，最终使孙、陈二人反目。
作为20世纪初粤军高级军官中的栋梁之才，邓铿兼备文韬武略，屡被孙中山委以重任：1920年，孙中山在筹备第二次护法运动过程中，曾尽遣粤军精锐组建粤军第一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前身)，任邓铿为师长，兼任粤军参谋长;1921年底，孙中山建立北伐大本营之初，曾命邓铿于后方筹备粮饷。而当1922年初，孙、陈紧张关系愈演愈烈之际，3月21日，邓铿由港返粤时，于广九铁路大沙头站遭人开枪暗杀。邓案的幕后凶手，贵州文玩，历来众说纷纭，国、共两党官方历史观点一致认为是由于邓铿支持孙中山北伐，导致陈炯明使人将其暗杀;参与过黄花岗起义的莫纪彭则认为，邓铿与陈炯明为惠州一带同乡，从惠州起义起，便追随陈炯明征战，陈部高级将领又多出自草莽，唯邓铿一人接受过正规军官学校教育，故陈炯明没有暗杀的理由，加之邓铿曾于广州大力禁毒，毒贩对其恨之入骨，致其死命，不无可能。虽然邓铿之死究竟为何人所为，至今仍无定论，但该事件的发生，确实成为了陈炯明兵变最直接的催化剂。